黃牛黨

活動休閒 9547 515 2014-11-24

過去,某人被稱為「老黃牛」則是很高的褒揚,表示其具有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等優良品德。如今,黃牛肉成了餐桌上的佳餚,菜市場上的攤販也會很「體貼」地告訴顧客「今天是黃牛肉」,價錢自然隨「黃」而高。不過,「黃牛」成為掮客、皮包公司、買空賣空等的「別稱」,也頗有些歷史了。何以將風馬牛如此不相關的兩者,會統一到「黃牛」這詞上,且全國一致,還真要考證一番。

且說「黃牛」源於美國,最初是在證券所外掙點「跑路錢」的人,按規定不得進入交易大廳,更難登堂入室,還要受路人側目,應是社會底層的另類生活之一吧。但因有市場有需求,至於拉幫結伙,「幫主」率門徒佔地為王,則被稱為「黃牛黨」。

「黃牛黨」俗稱「票販子」。「票販子」北京行話叫「拼縫兒的」,還有更形象的比喻稱之為「票蟲兒」。

「黨」是上海人替社會現象分類時最慣用的概念系統。於是,就有了一種叫「黃牛黨」的稱謂,用於描述一堆人在那裡搶購物資或票券,有如「黃牛群之騷然」的現象。「黃牛」在上海灘已有兩個世紀的發展史了,昔日的「黃牛黨」,被定義為「恃氣力或勢力,採購物資及票務憑證後高價出售以圖利」。他們在解放前倒黃金,在文革時倒諸如縫紉機、自行車、電視機等各類票證。新世紀,「黃牛」行業有了更大的發展,開始倒大劇院戲票,倒熱線火車票。「黃牛黨」的存在,從某個層面上直接導致了春運期間的「買票難」,春節也由此變成了「春劫」。

黃牛票就是不是官方渠道得來的票,那當中當然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啦,甚至會是假票。持黃牛票的票販子就叫黃牛黨,一般來說他們都會提高價錢兜售這些票,從中牟利。

黃牛票是因為黃牛黨而得名的,黃牛黨就是一幫子有組織有陰謀的人,在演唱會一開始售票時就瘋狂買票,然後造成短時間內票被售空。斷票了,這個時候他們就拿出之前買到的很多票出來,台高價格出售。這些高價票因為出自黃牛黨之手,所以,稱為黃牛票。

黃牛黨乃地下經濟環節之一

「司法黃牛」是古代狀師及訟師制度的畸變與轉化,但為什麼將司法體系裡這種依靠著特別關係而中介訴訟的人物稱為「黃牛」呢?合理的推斷,它似乎也出自上海。

由近代上海的城市歷史,可知它自清末以迄民初,即五方雜處,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無業遊民,於是,以無業遊民為核心,遂出現了一種另類的生態系統。清末葛元熙在《滬游雜記》裡即指出各類以無業遊民為主體,遇事生風,串詐鄉民的各類集團遂告出現,它被稱為「黨」,如「拆梢黨」(指四處訛詐欺人者),「拆白黨」(指騙色騙財者),「豆腐黨」(指失業的豆腐店伙所形成的流氓集團),……等。「黨」是上海人在替社會現象分類時最慣用的概念系統。於是,遂有了另一種被稱為「黃牛黨」的現象。海麟在《上海特寫鏡頭》中敘述見聞時曰:「你一走進商店,黃牛黨即前簇後擁,緊跟左右,悄聲問僑匯券有口伐?」

因此,「黃牛黨」者,所謂的「電影票黃牛」、「僑匯券黃牛」之類的「黃牛」之謂也。當一個社會裡有著過分龐大的無業遊民,這些無業者遂會從正式的社會關係裡硬是擠出一些空間,許多人即可依靠這種空間而生活。例如看電影買票,這原是一種正式的消費買賣關係,但失業者卻硬是製造出「電影票黃牛」這個空間,他們勾串電影院票務人員,搶先取得電影票,而後加成出售給消費者。當失業者夠多時,他們甚至不必勾串票務人員,單單用人海戰術排隊,即可搶先買下大半的票券。這是從正式關係裡駢生出來的非正式關係,沒有生產性,而是地下經濟的環節之一。

某些地下經濟具有 社會避震效果

上海昔日的「黃牛黨」,所從事的是被過度分化的中介行為。就現象而言,它被定義為「恃氣力或勢力,採購物資及票務憑證後高價出售以圖利」;而就社會面來說,正是因為有了「黃牛黨」,許多無業者遂得以餬口度日。地下經濟的某些類型有社會避震的效果。早幾年意大利學者馬丁努(A. Martino)在《另一種意大利經濟奇跡》裡即直言:「在意大利所謂地下經濟,乃是我的同胞們天才般的傑作,是使意大利免於經濟崩潰的第二奇跡。」而上海的「黃牛黨」,同樣的也替昔日的上海緩和了許多失業及失業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於是,上海的「黃牛黨」與「黃牛」,遂被台灣所繼承,這種畸型的中介行為,衍生出許多「電影票黃牛」、「球票黃牛」、「紀念幣黃牛」等,而遺禍最大者即是「司法黃牛」。其它「黃牛」,多半是可憐的社會邊緣人,可惡但卻可憫,而「司法黃牛」則否,它是某些具有特殊權力關係者所從事的中介勾當。他們以金錢中介司法,使法律上的是非被金錢所扭曲,遂有了「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惡果。「司法黃牛」是一種大罪。

近代台灣,有許多語言詞彙都受到上海的影響。一九五○至六○年代的台北,由重慶南路到博愛路,尤其是衡陽路一帶,包括書局,藥房、綢緞莊、糕餅西點行、攝影器材行、銀樓、茶莊,差不多都被老字號的上海店舖所進駐,而如繡花鞋、旗袍、滬式餐廳及點心店等也都向周邊輻輳。滬式審美觀念也影響到當時婦女的妝扮上,那是白先勇的《台北人》的時代。而在語言上,我們今天已視為平常的詞彙也在那時出現,例如「放鴿子」(指欺騙或非欺騙的爽約),「弔膀子」(指男女雙方的勾搭),「空心大老倌」(指缺乏實力充殼子),「花瓶」(指人與事的好看不中用),「孵豆芽」(指窩在家裡無所事事),「揩油」(指佔小便宜),「仙人跳」(指用美人計詐財),「開房間」(指男女非正常的至旅舍同宿),「稱頭」(指穿得體面),……等皆屬之。

「黃牛黨」、「黃牛」、「司法黃牛」等語辭,也在那樣的時代進入了我們的語言中。到了目前,由於國民經濟體質的改變,那種由於無業和失業所形成的其它「黃牛」已幾近絕跡,但那種依靠著特別權力及特殊關係而形成的「司法黃牛」卻兀自長存。這也印證了一個社會的改革,小老百姓的改革容易完成,而有權力的人及其親友家屬之改革,才真正的困難。蘇志仁涉嫌「司法黃牛」案,即是最好的例證。

黃牛亦指責任心差 不履行承諾

「黃牛黨」、「黃牛」、「司法黃牛」等之造辭,它的起源或在於描述地下經濟裡一堆人在那裡搶購物資或票券之場面,有如黃牛群之騷然,而後將它的中介意義突出,而用於稱呼「司法黃牛」。但除了這種意義的「黃牛」外,「黃牛」一辭還有另一種意義,那就是稱人爽約也用「黃牛」。例如,當我們約了某人於某時某處見面,而對方卻未赴約,這時即可說「他黃牛了」。這種意義的「黃牛」,乃是吳語方言的用法,據《漢語方言大詞典》稱:當人的「責任心差而不履行承諾」,皆可說是「黃牛」。漢語許多地區的方言語言裡,都將未照預期方式完成的事稱之曰「黃」。例如,打麻將打完一局,但卻沒有人胡牌,就說「這一圈黃了」;唱一齣戲荒腔走板,即可以說「這齣戲唱黃了」。爽約被稱「黃牛」,倒是和這種意義的「黃」較為接近,但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黃牛黨大多為下崗工人、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一方面替著各種民眾不滿的社會矛盾背黑鍋,一方面拿著遠低於白領、企業(資本)家、公務員的收入。更為悲劇性的是,被官方以各種理由、各種法律手段處以刑罰、甚至完全喪失勞動機會。如按西方記者估算,2005年,中國的黃牛黨及其家屬總數接近百萬人,而2006年允許私人購匯的外匯新政推出後的三個月內,從事私人購匯的約三十萬黃牛黨及其家屬的生活收入受到嚴重影響(被海外媒體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集體下崗事件),媒體的漠視、甚至不明真相的群眾的叫好,使得其中許多黃牛義無反顧地轉變為各種無證攤販、偷盜分子、搶劫分子等違法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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