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德魯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彼得·費迪南·德魯克,1909-2005),也譯作“彼得·杜拉克”:現代管理學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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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魯克簡介
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 對世人有卓越貢獻及深遠影響,被尊為“管理大師中的大師”。德魯克以他建立於廣泛實踐基礎之上的30餘部著作,奠定了其現代管理學開創者的地位,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
1909年11月19日,彼得·德魯克出生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維也納,祖籍荷蘭。其家族在17世紀時就從事書籍出版工作。父親是奧國負責文化事務的官員,曾創辦薩爾斯堡音樂節;他的母親是奧國率先學習醫科的婦女之一。彼得·德魯克從小生長在富裕文化的環境之中。
彼得·德魯克先後在奧地利和德國受教育,1929年後在倫敦任新聞記者和國際銀行的經濟學家。於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
1937年移民美國,曾在一些銀行、保險公司和跨國公司任經濟學家與管理顧問,1943年加入美國籍。彼得·德魯克曾在貝南頓學院任哲學教授和政治學教授,併在紐約大學研究生院擔任了20多年的管理學教授。儘管被稱為“現代管理學之父”,但彼得·德魯克一直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名作家和老師。
1942年,受聘為當時世界最大企業——通用汽車公司的顧問,對公司的內部管理結構進行研究。
1946年,將心得寫成《公司概念》,“講述擁有不同技能和知識的人在一個大型組織里怎樣分工合作”。該書的重要貢獻還在於,彼得·德魯克首次提出“組織”的概念,並且奠定了組織學的基礎。
1954年,出版《管理實踐》,提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目標管理。從此將管理學開創成為一門學科,從而奠定管理大師的地位。
1966年,出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告知讀者:不是只有管理別人的人才稱得上是管理者,在當今知識社會中,知識工作者即為管理者,管理者的工作必須卓有成效。成為高級管理者必讀的經典之作。
影響世界進程的100位管理大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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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出版巨著《管理:任務,責任,實踐》,是一本給企業經營者的系統化管理手冊,為學習管理學的學生提供的系統化教科書,告訴管理人員付諸實踐的是管理學而不是經濟學,不是計量方法,不是行為科學。 該世書被譽為“管理學”的“聖經”。
1982年,出版《巨變時代的管理》,探討了有關管理者的一些問題,管理者角色內涵的變化,他們的任務和使命,面臨的問題和機遇,以及他們的發展趨勢。
1985年,出版《創新與企業家精神》,被譽為《管理的實踐》推出後德魯克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全書強調目前的經濟已由“管理的經濟”轉變為“創新的經濟”。
1999年,出版《21世紀的管理挑戰》,彼得·德魯克將“新經濟”的挑戰清楚地定義為:提高知識工作的生產力。
在歐洲經歷了二戰的殘酷,並目睹了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彼得·德魯克感到那些優秀的領導者才是那個世紀的英雄。德魯克在他那本發人深省的自傳《旁觀者的冒險》中寫道:“我和其他維也納的小孩一樣,都是胡佛總統救活的。他推動成立的救濟組織,提供學校每天一頓午餐。這頓午餐的菜式,清一色是麥片粥與可可粉沖泡的飲料,直到今天我仍然對這兩樣東西倒胃口。不過整個歐洲大陸,當然也包括我在內的數百萬饑餓孩童的性命,都是這個組織救活的。”一個“組織”居然能發揮這麼大的功用!從德魯克活生生的經歷中,我們不難發現,德魯克強調“透過組織這種工具,儘量發揮人類創造力”觀念的根源。
此外,彼得·德魯克在預測商業和經濟的變化趨勢方面顯示出了驚人的天賦。例如,早在1969年彼得·德魯克就預言將有一種新的類型的勞動者出現———知識員工,他們的職業將由自己所學的知識來決定,不再依靠出賣體力來養家糊口。1987年10月,美國股市大崩盤。僅10月19日一天,美國全國損失股票市值5000億美元。對此,彼得·德魯克說,他早就預料到了,“不是因為經濟上的原因,而是基於審美和道德。”彼得·德魯克將當時的華爾街股票經紀人稱為“完全不具有生產力的一群,但又能很輕易地大把撈錢。”
德魯克先生在《旁觀者》一書中曾深情回憶了對他的一生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們。“偉大的心靈必然遭遇不凡的際遇。”早年的德魯克就與熊彼得、弗洛伊德等精英知識分子多有交往,並對他以後的思想有重大的影響。他一生經歷了一戰、二戰,從事過的職業包括記者、金融分析師、作家、咨詢顧問和大學教授。豐富的人生閱歷、淵博的學識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成為一位偉大的思想領袖,令他在世界管理學界擁有不可超越的崇高地位。
2005年11月11日,彼得·德魯克在美國加州克萊蒙特家中逝世,享年95歲。
彼得·德魯克的貢獻
作為第一個提出“管理學”概念的人,當今世界,很難找到一個比德魯克更能引領時代的思考者:1950年代初,他指出電腦終將徹底改變商業;1961年,提醒美國應關註日本工業的崛起;20年後,又是他首先警告這個東亞國家可能陷入經濟滯脹;1990年代,率先對“知識經濟”進行了闡釋。
德魯克先生一生著書和授課未曾間斷。自1971年起,一直任教於克萊蒙特大學的彼德·德魯克管理研究生院。為紀念其在管理領域的傑出貢獻,克萊蒙特大學的管理研究院以他的名字命名。1990年,為提高非營利組織的績效,由弗朗西斯·赫塞爾本等人發起,以德魯克的聲望,在美國成立了“德魯克非營利基金會”。該基金會十餘年來選拔優秀的非營利組織,舉辦研討會、出版教材、書籍及刊物多種,對社會造成巨大影響。
德魯克先生已出版超過30本書籍,被翻譯成30多種文字,傳播及130多個國家,甚至在前蘇聯、波蘭、南斯拉夫、捷克等國也極為暢銷。其中最受推崇的是他的原則概念及發明,包括:“將管理學開創成為一門學科、目標管理與自我控制是管理哲學、組織的目的是為了創造和滿足顧客、企業的基本功能是行銷與創新、高層管理者在企業策略中的角色、成效比效率更重要、分權化、民營化、知識工作者的興起、以知識和資訊為基礎的社會。”至2004年,德魯克先生還有新書問世。
2002年6月20日,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宣佈彼得·德魯克成為當年的“總統自由勛章”的獲得者,這是美國公民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無論是英特爾公司創始人安迪·格魯夫,微軟董事長比爾·蓋茨,還是通用電氣公司前CEO傑克·韋爾奇,他們在管理思想和管理實踐方面都受到了彼得·德魯克的啟發和影響。“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謂大師中的大師,那個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魯克”——這是著名財經雜誌《經濟學人》對彼得·德魯克的評價。
彼得·德魯克的觀點
下列是德魯克的寫作中數個經常提到的觀點:
- 對各種總體經濟學理論持懷疑態度。德魯克爭論,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學派的理論,能夠有效解釋現代經濟結構中的主要層面。
- 將一切事物化繁為簡的強烈欲望。根據德魯克的說法,公司傾向生產過多的商品、雇用多餘的員工(相對而言外包是較佳的方案)、和錯誤的投資。
- 提出他所謂“政府的病態”。德魯克提出一個錶面上非意識形態的主張:政府無法、也沒有意願提供人民需要、或想要的創新服務,儘管他似乎相信這並不是民主體制中必然發生的情況。
- 對“計劃性遺棄”的需求。企業和政府有一種人類的自然傾向:無視於明顯不再適用的事實,而對昨日的成功依舊念念不忘。
- 對“科學管理之父”泰勒長期地推崇,雖然德魯克將他的職業生涯用於研究管理工作,而非分析藍領階級。他贊揚泰勒是第一位提出工作可以被切割、分析、再改進,這項重要觀念的人。
- 對社群意識的需求。德魯克早期提倡“經濟人的末日”,主張個人對社群的需求可以在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植物群落”中滿足。稍後他承認植物群落的概念從來也沒有實現,併在1980年代暗示非營利組織內的志願者可能是社群的關鍵。
- 目標管理:企業管理是在眾多需求和目標中取得平衡,而不是替某一機構給定一個目標。這個被稱為目標管理的概念首先在德魯克的《管理實務》一書中提出。
- 顧客導向:一個公司的主要責任是提供商品或服務給他的顧客。獲利並不是公司的目標,但卻是永續經營的必要條件!其他諸如對職員和社會的責任,則是為了能夠繼續執行公司的主要責任。
彼得·德魯克的著作
- 《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1939
- 《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1942
- 《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1946
- 《新社會》(The New Society)-1950
- 《管理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1954
- 《美國的下一個20年》(America's Next Twenty Years)-1957
- 《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Tomorrow)-1957
- 《成果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1964
-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1966
- 《斷層時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1968
- 《技術、管理與社會》(Technology,Management and Society)-1970
- 《人、思想與社會》(Men,Ideas and Politics)-1971
- 《管理:任務、責任、實踐》(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1973
- 《看不見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1976(1996年以《退休基金革命》(The Pension Fund Revolution)重版)
- 《人與績效:德魯克論管理精華》(People and Performance:The Best of Peter Drucker on Management)-1977
- 《管理導論》(An Introductory View of Management)-1977
- 《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1978(autobiography)
- 《毛筆之歌:日本繪畫》(Song of the Brush:Japanese Painting from the Sanso Collection)-1979
- 《動蕩時代中的管理》(Managing in Turbulent Times)-1980
- 《邁向經濟新紀元及其他論文》(Toward the Next Economics and Other Essays)-1981
- 《變動中的管理界》(The Changing World of the Executive)-1982
- 《最後可能出現的世界》(小說,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1982
- 《行善的誘惑》(小說,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1984
-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1985
- 《管理的前沿》(Frontiers of Management)-1986
- 《新現實:政府與政治、經濟與企業、社會與世界》(The New Realities:i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in Society and World View)-1989
- 《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原理與實踐》(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Principles and Practices)-1990
- 《管理未來》(Managing for the Future:The 1990s and Beyond)-1992
- 《生態遠景》(The Ecological Vision)-1993
- 《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1993
- 《巨變時代的管理》(Manag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1995
- 《德魯克看亞洲:德魯克與中內的對話》(Drucker on Asia:A Dialogue between Peter Drucker and Isao Nakauchi)-1997
- 《德魯克論管理職業》(Peter Drucker on the Profession of Management)-1998
- 《21世紀的管理挑戰》(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1999
- 《德魯克精華》(The Essential Drucker)-2001[1]
- 《下一個社會的管理》(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2002
- 《功能社會》(A Functioning Society)-2002
- 《德魯剋日志》(The Daily Drucker)-2004
- 《卓有成效管理者的實踐》(The Effective Executive in Action)-2006
彼得·德魯克的論文
- 《Power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1961
- 《The Discipline of Innovation》-1985
- 《The Theory of the Business》-1994
- 《Managing Oneself》-1999
- 《Leading in a Time of Change: What it Will Take to Lead Tomorrow》-2001
- 《The Effective Executive Revised》-2002
- 《They're Not Employees, They're People》-2002
- 《What Makes An Effective Executive》-2004
- 《Classic Drucker》-2006
資本主義的預言家:彼得·德魯克[1]
曾經有一位美國公司的經理寫信向彼得·德魯克報告說,他的經理班子對德魯克發表的每一篇論文都要進行反覆的探討,並總結本企業可以從中得到的教益。對於管理學家來說,恐怕再也沒有比這更高的獎賞了,毫無疑問,堅持這種作法的絕不僅限於上面提到的企業和它的經理班子。事實上,自從40年代管理學學術研究興起以來,德魯克的文章從來都是企業界,特別是一線經理們關註的焦點和對比學習的標尺,他也因此而被譽為“美國公司總裁的導師”。
從學術的角度來講,要想取得上述成就必須在本專業內做到以下三點:(1)正確地提出問題;(2)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之道;(3)與時俱進,在社會進步的背景下重覆前兩個步驟。
德魯克本人的工作幾乎可以稱得上是滿足上述條件的典範。不僅如此,在管理學的理論和實踐中,這一工作流程也是德魯克本人所極力提倡的。
例如,當大公司在經歷了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往往會出現突然的停滯,甚至衰退 。這樣的例子在企業界里可謂比比皆是。人們的最初反應往往是企業的僵化、官僚主義 ,甚至員工的怠情等等。治療的方法則是戰略規則、重組、團隊激勵等。但是,是不是可以讓思維再發散一些呢?
德魯克在分析上述問題時獨蹊徑,提出了他的事業論觀點。一個企業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能夠順利地成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所獨具的事業理論。它以企業自覺的使命力核心,包括對市場環境的基本假設以及實現使命的一般手段。成功的事業理論將把企業提升為行業發展的領頭人和主導者。然而,當事業理論實現後,這類企業往往卻會迷失方向,作出有悖於時勢的行為。
20年代,AT&T為自己的組織規定的使命是“讓每一個美國家庭和公司都裝上電話” ,在這一使命的激勵下,公司積極調動資源,在長達30年的時間里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然而,當它在50年代完成了這一使命之後,公司卻開始陷入危機,其原因既非官僚主義 ,也非技術優勢的喪失。這些說法固然並非空穴來風,但卻不足以解釋公司遭受的挫折 ,關鍵的問題是未能調整和提出新的事業理論,公司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外部環境,而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敏銳反應卻是任何一個公司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
今天,這種危機同樣潛伏在像{微軟這樣的處於事業巔峰的企業中。我們都知道微軟的口號是“讓每個辦公室和每個家庭的桌上都擺上一臺電腦”,這一口號正是取自 AT&T 50年前為自己規定的使命。當這一目標正在迅速接近時,微軟如何調整自己的事業理論將是關係到企業長遠發展的關鍵舉措。
在這一問題上,也許另一家美國大企業的選擇可資參考。通用電氣是道瓊斯工業指數發佈以來碩果僅存的成份股,在其強悍的CEO傑克·韋爾奇的領導下,已經進入了歷史上最成功的時期,但他們居安思危,未雨綢纓,引人了新的事業理論。現在,整個公司正在為電子商務時代的到來進行準備和調整。韋爾奇由於不遺餘力地推動他的巨型企業轉向電子商務時代而獲贈E-Jack的雅號。
德魯克在論文中為這種情況開了兩個藥方,第一個就是主動放棄,第二個是追隨自己的顧客。 GE的選擇與德魯克的理論不謀而合。對照德魯克的論文和GE的行動,CEO們不難悟出自己的企業目前處於什麼位置,甚至連工作的流程都可以設計出來。德魯克談論的仿佛是最一般的情況,但你幾乎可以毫無障礙將它引伸到自己的企業,並且知道應該怎樣操作。這正是一位卓越的管理學家獨特魅力之所在。
關註企業面臨的一般性經營問題固然是管理學家的職責,但如果管理學家僅僅從企業經營的微觀層次上,而不能從社會和時代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出發,對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中所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變化作出敏銳的反應,那麼他所培養的只能是“解決問題 ”的經理而不是發現機會、把握機會,甚至創造機會的“企業家”。這可不是德魯克的風格。作為“企業家的導師”,這意味著他必須將先知的荊冠戴到自己的頭上,必須以高度的敏感覺察和分析時代變遷向社會提出的新的要求,並且以最快的速度向社會、向企業界報告他的發現,向一線的CEO們發出警報,提醒他們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化,企業在競爭中可能遭遇的各種危機。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他從未放棄過這種努力,其成就即是今天我們所熟悉的一大批作品如《斷裂的時代》、《經濟人的末日》、《企業人的未來》、《非營利機構的經營之道》、《後資本主義時代的經理》等。單從名字上看,它們更像是社會學的文獻 ,而不是管理學的著作。這些作品為他贏得了“資本主義的預言家”的稱號。
儘管如此,德魯克畢竟是管理學家而不是社會學家,他對社會變化的興趣最終還是落實在企業層面。眾所周知,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的提法最早就出自德魯克的筆下(60年代),他在論文中使用了“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概念,而他對這一概念的分析則集中於企業內部授權、信息流向、知識工作者的業績考核等等。
在另一篇題為“新生產力的挑戰”中,德魯克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知識經濟背景下提高生產力的關鍵是什麼?在回顧了歷史上提高物品生產和移動的工作效率的努力之 後,德魯克將傳統經濟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工作作了精彩至極的劃分:前者可以歸結為如何正確地做事,後者則提煉為應當做什麼的問題。在傳統經濟工作中,管理者不得不教會工人怎樣操作才能提高效率,以泰羅的翻砂工動作分解研究為代表。但是,在知識經濟中,受過專業訓練的(其專業水準早已超出管理者的水平,從而談不到輔導和培訓) 知識工作者們面臨的真正考驗卻是決定自己應該做什麼?
提高知識生產力的關鍵是規定正確的工作內容,而不是告訴知識工作者怎樣完成其工作。
“正確地做事”和“做正確的事”,用純粹操作層面的語言界走兩大時代的區別, 在這一點上還沒有人做得比德魯克更出色的了。
正如他的同事喬治•哈裡斯所說,德魯克“一向善於將抽象的理論還原為人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可以領悟到的思想觀念”。在閱讀德魯克的論文中,你將不斷享受到這種 思維的樂趣。這正是德魯克所希望的。培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德魯克則補充道,分享的知識才是有力量的。
彼得·德魯克的核心遺產[2]
德魯克對生活的看法和對管理的看法一脈相承,那就是任何一種知識,只有當他能應用於實踐,改變人們的生活,這種知識才會有價值
再多活8天,彼得·德魯克就能迎來他的96歲生日了。但以他的睿智,似乎早已無意玩這種和時間“較勁”的游戲了。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依然擁有一個年輕的心靈和頭腦。
作為“現代管理之父”,德魯克的思想幾乎涉及了管理學的方方面面,現在我們熟知的許多管理理論的概念都是他首先提出來的,如營銷、目標管理和知識工作者等。菲利浦·科特勒說:“如果人們說我是營銷管理之父,那麼德魯克就是營銷管理的祖父。”
但德魯克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管理學者,實際上他和管理的學院派一直格格不入。他在談到自己的職業時說:“寫作是我的職業,咨詢是我的實驗室。”他的研究領域涵蓋了管理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諸多範疇,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寬廣的視野和恆久的穿透力。
除非能改變人們的生活
1950年元旦,德魯克和他的父親去探望他的老師約瑟夫·熊彼特,過了8天熊彼特就去世了。在這次見面中,熊彼特對德魯克父子說:“我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年齡,知道僅僅憑藉自己的書和理論而流芳百世是不夠的。除非能改變人們的生活,否則就沒有任何重大的意義。”
這句話成了德魯克後來衡量自己一生成敗的基本標準,也是他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的重要法則,還是他和學術界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他一邊教書,一邊做咨詢,一邊寫作,正是這三種不同的身份塑造了他的研究方法與成文風格,也成了他區別於別的管理學者的重要特征。
他曾經拒絕了哈佛商學院的邀請,主要原因是當時哈佛商學院院長制定了一項規定——教職員工每星期最多只能做一次咨詢工作。而在他看來,管理學更是一種實踐,從業者必須要參與實踐。在1946年出版《公司的概念》之前,他曾經在通用汽車工作和觀察了兩年。
在寫作之前,德魯克通常對企業進行深入研究和觀察,在咨詢過程中發現問題,併在這種觀察和互動中形成一些頗具洞察力的觀點。在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什麼“管理模型”和“數據分析”,取而代之的則是一些直指人心的觀點和故事,成文風格簡單、清晰而有力。
這種研究方法在管理學術中被稱之為“管理經驗學派”,與老子《道德經》相似,這種學派在學術研究中不屬主流。因為他們的研究方法不符合科學的“學術規範”,沒有“模型”和“論證”,因此很難在學術論文中引用他們的“研究成果”。
一位留學歐洲的博士告訴記者,他當時為了寫博士論文,看過幾百篇學術論文,沒有一篇引用德魯克的話語。他唯一一次聽到德魯克的名字是在一次午餐會上,幾位管理學博士在討論德魯克和一個助教誰的貢獻大,那位年輕的助教做了一個合資企業盈利模式的調查研究。
德魯克清楚地意識到,他從來就是一個學院派的“邊緣人”。德魯克本人提供了一個富有洞見的解釋:“為了控制學界,美國政府只向那些用數學公式寫作的研究人員提供研究資金,自己這類深入實踐的學者被拒之門外便順理成章了。”
2002年6月22日,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宣佈彼得·德魯克成為當年的“總統自由勛章”的獲得者,這是美國公民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這是一份遲到的榮譽,當時德魯克已經93歲了。幸虧他活得足夠久,給了美國政府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
管理是一種實踐
1971年秋天,德魯克離開了曾經任教20多年的紐約大學商學院研究生院,到洛杉磯的加州克萊爾蒙特研究生院為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培訓班授課。這所大學不僅在當時沒有什麼影響力,即便是現在的美國商學院排行榜中,它的排名也在50名之外。
這個選擇反映了他對當時的管理學研究和教學的日益不滿。他相信管理學應該是一門綜合的人文學科,而不是一些細分學科的組合。克萊爾蒙特研究生院也遵從了他的管理哲學,在這裡的學生不僅要學習經濟和管理,而且要學習歷史、社會學、法律和自然科學。
這種學術訓練方式沿襲了歐洲的大學傳統,也反映了管理的本質要求。那就是管理不應該只是一些技能的訓練,而是一個對人類、社會和企業的整體認識。管理不應該只是一些理論和學術研究,而是應該用來解決社會和企業所需要解決的問題。
正因為這個緣故,德魯克的作品贏得了許多企業家的高度評價。英特爾的創始人安迪·格魯夫毫不掩飾對德魯克的崇拜之情。“彼得·德魯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在那些狂熱追求時髦思想的管理學術販子中獨樹一幟。”傑克·韋爾奇也將其重要的企業決策歸功於德魯克,他認為1981年整合通用電氣的第一個核心思想——“第一第二”的原則便來自彼得·德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