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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達羅模型

托達羅模型(Todaro model)

托達羅模型的基本含義

  托達羅模型又稱三部門模型,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Michacl P.Todro)於1970年發表了他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決策和就業概率勞動力流動行為模型,其出發點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存在著普遍失業,而人口是在農村勞動力沒有剩餘這一條件下流動的,流動的結果是不僅城市失業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導致農村勞動力嚴重不足進而影響農業的發展。因此,應該控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

  托達羅假定農業勞動者遷人城市的動機主要在於城鄉預期收人差異,差異越大,流人城市的人口越多,用模型表示為:

  M = f(d)fprime > O  (1)

  模型中M 表示人口從農村遷人城市的數目,d表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fprime > O表示人口流動是預期收入差異的增函數。農業部門預期收人等於未來某年的實際收人,現代工業部門的預期收人則等於未來某年的預期實際收入與城鎮就業概率的乘積。這樣城市預期收人差異可以表示如下:

  d=w\cdot\pi-r  (2)

  其中w表示城市實際工資率,π表示就業概率,r表示農村實際收人。托達羅認為,在任一時期,遷移者在城市現代部門找到工作的概念與現代部門新創造的就業機會成正比,與城市失業人數成反比,即:

  \frac{N\gamma}{S-N}  (3)

  γ表示現代部門工作創造率,N 表示現代部門總就業人數,S表示城市地區總勞動力規模。其中:

  γ=λ-ρ  (4)

  這裡, 表示工業產出增長率,p表示勞動生產率增長率。

  托達羅認為,農村青少年進城儘管不會很快在現代部門找到工作,但在城裡呆的時間越長,他獲得工作的機會就越大,因此他仍然在城裡等待工作,所以人口流動行為模式應該建立在較長的時間範圍的基礎上。設V(0)代表遷移者計劃期內預期城鄉收人差異的凈貼現值,Yu(t)、Yr(t)分別代表t期城市和鄉村的實際工資率,n代表計劃範圍內的時期數,r表示貼現率,托達羅把它解釋為反映遷移者的時間偏好程度。則有:

  V(0)=\int_{v}^{n}[\rho(t)Yu(t)-Y_t(t)]e^{-\pi}dt-C(0)  (5)

  其中C(0)表示遷移成本,O(t)表示一個遷移者在t期中現代部門獲得工作的概率。

  按照托達羅的觀點,鄉——城人口流動規模是城鄉收人差異貼現凈值的函數,即:

  M = f[V(0)]fprime > O  (6)

  若V(0)>0,則遷移者願意流人城市,城市凈流人人口就增加;若V(0)<0,則遷移者不願意流人城市甚至或從城市倒流人鄉村,於是,城市凈流人人口就不會增加,甚至減少。托達羅認為,當前發展中國家城市移民人數猛增,這主要是城鄉預期收人差異擴大的結果。城市就業機會越多,城鄉預期收人差異越大,遷移到城市的人口越多,城市失業水平越高,所以開創城市就業機會無助於解決城市就業問題。根據這個模型,托達羅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控制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這對於解決城市失業問題,促進城市經濟

和社會穩定發展,以及保證農業經濟發展有足夠勞動力都有重要意義。為此,應減輕城鄉經濟機會不均等現象;適當控制工資補貼和政府雇佣人員的數量;不宜不-恰當地過分地擴大對教育事業.特別是對中高等教育事業的投資;強調農村和農業部門發展的重要性,提高農民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改善農民生活條件,逐漸縮小城鄉差距。

托達羅模型的缺陷

  事實上,托達羅模型存在以下幾個缺陷:第一,托達羅假定流人城市的勞動者即使找不到新工作也會做f臨時工或完全閑置。而實際上,流人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如果找不著工作的話.一般都會返回農村,或者賺到一些錢後,又返回到農村。我們對此解釋如下:

  M=f(d)=f(\frac{w\gamma N}{S-N}-r)f^prime>0(7)。

  γ=λ-ρ(4)。

  由公式(1)、(2)、(3)可得:

  在假定不存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 p保持不變,則現代部門工作創造率了不變,現代部門總就業人數N亦不變。這時候如果勞動力遷入城市,則城市總勞動力規模S變大,S-N變大(即城市失業人數增加)。同時,根據微觀經濟學勞動力供求理論,城市勞動力供給增加,則均衡工資m下降;農村勞動力供給減少,則農民均衡收入r增加(如果考慮農村存在剩餘勞動力,則r至少保持不變)。因此,隨著農村勞動力遷入城市人數的增加,城鄉預期收入差異d減小,農村中遷入城市的人口數M 減少。公式(7)可以簡化為:

  M = f(S)fprime < O  (8)

  即:農村勞動力遷入城市人數越多,城市總勞動力規模越大,失業率越高,工資越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越小,引起下期農村勞動力遷往城市人數減少。公式(7)和(8)實際上起到了農村勞動力遷往城市的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也可以理解為市場在起作用。

  在假定存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由於技術進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並且技術進步引起資本積累增加,投資增加,擴大了就業機會,則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和農村勞動力遷入城市人數比不存在技術進步時要大,滿足了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需求,此時的公式(8)仍然成立。

  那麼,托達羅為什麼要提出控制農村勞動力往城市遷移呢?主要在於公式(5)是建立在較長時間範圍的基礎上,遷移者在t期內從現代部門獲得職業的概率P(t)就是:

  p(1) = π(1)p(2) = π(1) + [1 − π(1)]π(2)

  從而:p(t) = p(t − 1) + [1 − π(t − 1)]π(t)

  或者:p(t)=\pi(1)\sum_{i=2}^t+\pi(i)\sum_{j=1}^{i-1}[1-\pi(j)]  (9)

  就是說,遷移者在城市的時間越長,獲得職業的概率也就越大,從而在這個期間內的預期收入也就越高, 遷移者計劃期內預期城鄉收入差異的凈貼現值V(O)就越大,農村勞動力遷往城市人數就越多。

  其實,托達羅模型中公式(5)是有問題的,它只考慮到了扣除遷移費用C(O),沒有考慮到遷移者在城市的生活費用,或者說托達羅把遷移者看成是不考慮成本的非理性人,如果考慮遷移者的生活費用C^\prime,C^\prime=C^\prime_1+C^\prime_2+\cdots+C^\prime_t,則公式(5)應該為:

  V(O)=\int_{v}^{n}[\rho(t)Yu(t)-Y_t(t)]e^{-\pi}dt-C(0)-\sum_{i=1}^t\frac{C_i^\prime}{(1+r)^i}  (10)

  其中,C^\prime_t表示遷移者在第t期的生活費用,r表示貼現率。

  由(9)和(10)可知,遷移者在城市裡呆的時間越長,獲得職業的概率也就越大,而在城市裡的生活消費總費用也越多,從而減少甚至抵消了城鄉預期收入差異的凈貼現值,從農村遷往城市的勞動力也會大大減少。也就是說,遷移者作為經濟人是理性的,他在城市裡等待就業機會的同時,會充分考慮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認為在城市裡等待就業機會得不償失,他就會重新返回農村。這就解釋了現實中為什麼流人城市的勞動力在城市找不著工作的話,一般都會返回農村,而不像托達羅說的那樣繼續在城市裡等待就業機會。

  第二,托達羅模型沒有考慮到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供給不斷增加的問題,或者說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為什麼農村人口的增長率大大於高於城市人口的增長率。托達羅假定發展中國家農村部門不存在剩餘勞動力,認為農業勞動邊際生產力始終是正數。

  而發展中國家情況恰恰相反,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農村人口增長又快於城市人口增長,在有限的土地上必然存在大量的生產率很低的勞動力。托達羅模型提出的控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農村人口的增長趨勢。控制人口遷移,只是控制了城市人口不會大量增加,把城市中的失業問題轉移到了農村,並沒有從根源上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為什麼農村人口增長率大大高於城市人口增長率呢?主要原因是農村生育和撫養子女的成本和機會成本太低。周天勇曾提出過家庭人口生育經濟決策模型:

  N=(R-S-C-C^\prime)/(E+R^\prime)  (11)

  其中N為生育孩子數量,R為家庭收入,S為儲蓄,C為成人所需要的消費費用,C^\prime為生育和撫養未成年子女所放棄的收入,即生育和撫養的機會成本,E為未成年人的消費費用和成年大學生在工作之前的費用,R^\prime為未成年人勞務和成年大學生上學期間勤工所獲收人。城市家庭中由於成人消費費用、生育和撫養子女的機會成本很高,未成年人的受教育費用也很高,所以城市人口儘管收入很高而人口生育率較低。而農村家庭與此相反,儘管收入不高,但成年人的消費費用和生育、撫養、教育子女的直接成本也比城市低得多,特別是農村婦女邊際勞動生產率極低,生育和撫養子女的機會成本幾乎為零,加上醫療條件改善,農村計劃生育工作難度大,這就導致農村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越窮的鄉村,生育和撫養子女的成本越低,農村家庭生育子女的衝動就越強烈,其生育率就越高,耕地有限和人口過多的矛盾就越大,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就越嚴重,人均產值就越低,陷入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的怪圈,形成惡性迴圈,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農村病”。托達羅提出的控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緩解了城市就業壓力

,避免了城市人口膨脹導致的“城市病”,但加劇了農村的貧窮,也加劇了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使“農村病”愈加突出。

  第三,托達羅沒有看到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比重不斷增加導致第三產業特別是傳統服務業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由於人口集中使服務性產業效率提高,第三產業發展與城市化和城市規模成正相關關係。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規模越大,越有利於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就越大。隨著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增加,服務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也越來越大。許多傳統行業如建築業、餐飲業等體力勞動含量較高,這些行業儘管對勞動力有大量需求.但城市中的失業人口未必願意去乾這些行業的工作.他們寧願失業在家(自願性失業),也不從事這些臟、累、差、險的工作。而從農村流人城市的勞動力由於自身條件的限制,願意從事這些行業。他們遷移到城市去尋找工作並沒有奪去原有城市居民的工作機會,這類似於帕羅托改進。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獲得的利益不但不是以犧牲原有城市人口的利益為前提,而且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從事的服務業與原有城市人口從事的服務業之間存在互補關係。農村勞動力的進入為城裡人提供了服務,城市人口反過來又有許多就業機會為流人的農村勞動力服務,二者都擴大了就業門路,增加了收入。

  托達羅只強調了工業生產對勞動力的需求,而且認為應該多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而避免採用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企業,這樣可以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而擴大就業機會。實際上,發展中國家恰恰是因為生產技術水平的落後導致貧窮。因此發展中國家不宜過分盲目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而應該適度發展技術密集型企業。這樣一方面有利於其產業結構升級,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發展來增加就業。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重新安排勞動時間或縮短勞動時間而換取就業人數的增加和經濟發展的同步進行,使人們在增加收入的同時而延長休閑時間,增加對旅游等第三產業的消費,促進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第三產業的發展而不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是勞動替代資本,促進經濟發展和就業機會擴大的根本出路。

  第四,托達羅只看到了農業發展縮小了城鄉差距,降低了遷移人口的預期收入差異,減少了農村中願意遷往城市的人口數量,沒有看到農村人口收入的增加對城市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對農轉非的種種限制、城市化水平滯後,是造成農民收入增加緩慢的重要原因。由於收入增長緩慢,農民對城市工業品有購買意願卻無力購買,造成農民消費需求不足。農民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我國消費總量分析,農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但消費總量僅為城市居民總消費量的91%,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有城市居民的1/8。工業消費品不足需要靠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來實現,農民消費結構乃至整個國民的消費結構升級同樣有賴於城市化的拉動效應。因為,在人地矛盾日趨惡化情況下,城市化是解決農民生存與發展問題有效途徑之一,城市化能大幅度地提高農民的收入,為擴大農民消費儲備能量。

  遷移到城市的勞動力與農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勢必有一部分勞動力返回農村,也有一部分勞動收入返回農村,促使農村收入增加。同時,因為一部分農村勞動力遷入城市後也使那些沒有遷移的農村勞動力邊際生產率提高,人均收入也隨之增加。這兩個方面同時作用會使農村人口收人大幅度增加。根據凱恩斯主義理論,隨著農村人口收入的增加,消費也逐漸增加,這相當於擴大了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拉動了城市工業經濟的發展,又擴大了城市的就業機會,使城市對勞動力需求大量增加,吸引農村勞動力遷入城市,形成良性迴圈。

  第五,托達羅模型假定發展中國家不存在剩餘勞動力,而事實上廣大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在我國,由於戶籍制度和勞動人事制度對勞動力遷移的限制,導致我國剩餘勞動力不能有效發揮作用。浪費了大量人力資本投資。我國的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是接近於零的,減少一部分勞動力不僅不會減少產出,而且會使農業邊際生產率提高而農業產值保持不變。農村剩餘勞動力迫切需要轉移出去,而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嚴重浪費了大量的農村人力資本。據計算,從1978年到1997年,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總經濟代價達178750億元,相當於這20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9.9 。假設不存在農村剩餘勞動力,即農村剩餘勞動力都實現了正常轉化和轉移,則l997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應為98743億元,比實際數據增加32,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超過8000元。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