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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經濟學

比較政治經濟學(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目錄

  • 1 比較政治經濟學的概述[1]
  • 2 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知識譜系
  • 3 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2]
  • 4 比較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3]
    • 4.1 比較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特點
    • 4.2 比較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起源和發展
  • 5 參考文獻

比較政治經濟學的概述[1]

  比較政治經濟學是關於國家如何調整和發展經濟的研究。“比較”在這裡既可以是同一時間段下但不同地域內的國家、社會與經濟之關係的比較,也可以是同一地域內但不同時間段下的國家、社會與經濟之關係的比較。簡單說就是不同國內政治經濟體系的比較研究。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上述兩個“比較”的維度也與比較政治學緊密相連,其實就是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反映,即跨國家/地域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和單一國家/地域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

  雖然比較政治經濟學這個領域的發展深受比較政治學以及整個政治學學科的影響,但它作為一個領域的出現就像政治經濟學的出現一樣,離不開時代背景。應該說,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很早就存在,但它成為一個領域則是20世紀70年代的事。美國以及西方國家在70年代初遭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機

的重創,於是出現了兩批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展開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一批學者著重探討美國衰落後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特別是新的國際政治體系將如何影響國際經濟體系;而另一批學者則專註於研究發達國家在危機中的不同表現和不同應對策略。雖然美國最終沒有衰落,但前者的研究發展出了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而後者的研究則推動了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自此之後,比較政治經濟研究從對石油危機的不同應對發展成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調整、福利體系以及資本主義多樣性的比較研究。東亞的崛起使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迅速融入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而中國的改革以及蘇東劇變又為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加入了轉型國家的比較研究。總之,比較政治經濟學為我們更好地理解不同國家的發展經驗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不同的政治經濟理論和方法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臺。

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知識譜系

  從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知識譜系來看,可以總結出四條演變線路(當然這中間也有可能存在重覆)。

  第一條線路是緣起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集大成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戰後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新左派不遺佘力推動下,出現了政治經濟學的復興,挑戰資產階級主流的經濟學。阿恩特(H.W.Arndt)在1984年就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復興是信奉新馬克思主義

的新左派對20世紀60年代抗議運動的主要貢獻l。這一派通常被稱之為“激進政治經濟學(radicalpoliticaleconormcs)”或“非正統的經濟學(heterodoxeconormcs)”。他們反對以階級、種族、性別、民族和其他社會,經濟、文化為基礎的所有剝削。從這個學派中演化出“女權主義政治經濟學、生態政冶經濟學和人權政治經濟學”等各種流派。這條線路的特征是從政治經濟學過渡到比較政治經濟學。羅納德·H·奇爾科特的《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就是其代表作。該書討論了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過渡理論,階級理論、國家理論、帝國主義理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革新理論”。

  第二條發展線路的最明顯特征是經濟學,特別是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理論假設對政治學的滲透。這就是廣泛意義上的公共選擇理論、理性選擇理論等,這些已成為當代政治學的一個主要分支。這條線路的發展通常被稱之為新政治經濟學(對政治學而言,經濟學的“侵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調行動主體的重要性,強調對選舉、立法、動員等行為的研究。研究的基本假設是依賴於理性人假設,依賴於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這些是由經濟學家對政治現象作出的解釋,主要代表有:阿羅

(Arrow,1951年)的“不可能定理”對規則能夠使立法選舉的結果既民主又理性提出了懷疑;唐斯(Downs,1957年)運用空間模型分析在兩黨制的選舉中,各政黨出現向中間地帶轉移的傾向。唐斯把經濟理性運用到對選舉行為的分析中,認為投票或收集候選人的信息是沒有理性基礎的。阿羅和唐斯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民主的限度問題,關註的重點不是經濟因素對民主過程的影響,而是內生於民主過程中的規則存在問題。二是方法論方面的影響,主要是博弈論(gametheory)和複雜的形式模型(sophisti—catedformalmodels)的運用。形式模型的構建主要依賴於理性選擇的邏輯,而不是微觀經濟學的數學方法。賴克(Riker)1962年發表的《政治聯盟理論》標志著實證政治經濟學和理性選擇理論在政治科學內部產生。賴克認為博弈論和空間模型是研究政治制度來源及其發展的非常重要工具。他把經濟學運用到政治問題的研究,並把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做了嚴格的劃界。對賴克而言,政治生活中的集體結果來自於理性和富有戰略眼光的行動者之間的協商和有意識的互動,而在市場上,行動者的理性更多是一種機械式的。實證政治經濟學和理性選擇理論首先是在美國政治的研究領域里取得豐碩的成果,後來開始影響到比較政治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比較政治學家們開始運用理性選擇理論和博弈論研究民主化、經濟改革、民族主義等領域的問題。比較政治經濟學的這個知識譜系的特征是從微觀經濟學對政治學的滲透再到對比較政治學

的影響,最後形成了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而且是該學科發展的一個主要流派。

  第三條線路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把制度當作市場活動的內生變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提出挑戰。而一個社會的交易成本的構成不僅僅來源於經濟制度,而且也來源於政治制度。滅如羅納德·H·科斯(RonaldH.Coase)所指出:交易成本依賴於一國的制度,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以及教育文化等諸方面的制度。任何一種理論如果要具有普識性的話,必須要接受不同時間和地點的檢驗,比較也就成為該理論成守的必要條件。比較制度分析(或稱比較經濟學)也成為從新制度主義經濟學驗證其理論的一個主要領域。在歐盟的電力行業差異的分析過程中,瓊-米歇爾·格拉尚(Jean—Michel Glachant)和多米尼克·費南(Dominique Finon)指出:“歐洲電力行業及其改革間的差異歸因於兩個獨立的制度因素:這些行業本身所擁有的內部經濟制度(‘制度安排’),以及每個國家的電力行業面臨的不同制度環境。”制度環境主要是由巨集觀政治因素構成的。從比較制度分析到比較政治經濟學是該線路的主要特征。制度分析成為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分析範疇。

  第四條線路是從經濟政策的政治學分析發展起來的,主要關註巨集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稅收政策)形成的政治因素。儘管該線路的研究關註經濟變數,但是卻沒有使用經濟學方法或經濟學理論。在1983年,阿爾特(Alc)和克裡斯特爾(Crystal)指出:“經濟政策是政治的,因為它影響到一個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因此,理解經濟政策要求理解權力在主要社會利益中的分配。經濟政策還是政治的,因為它反映了在制度背景下當選的政治家所做出的決策。”縱巨集觀經濟政策的比較發展到社會政策的比較,或整個公共政策的比較,再演變到比較政治經濟學是該線路的主要特征。里查德·I·霍弗伯特(RichardI.Hoeerberr)等人指出:“福利政策的跨國比較是比較政治關註的一個中心。”

  一般而言,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大體上都可歸納到比較政治學門類下。從當代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來看,主要有理性選擇、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很顯然,理性選擇和制度分析來源於比較政治經濟學的開拓。

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2]

  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二種:制度分析和理性選擇理論。

  (一)制度分析

比較政治經濟學運用制度分析方面主要有兩個特征:(1)把經濟制度

和政治制度結合在一起,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相互補充和相互關聯的,不能把兩者割裂開來。不管是經濟行為還是政治行為都受制於一國制度框架的約束。(2)制度的作用主要在兩個層面上:對政治過程的經濟行為和市場中政治行為的約束,即制度是對個體激勵,戰略互動和選擇的回應;制度對一個國家政治和經濟體系的績效影響,即回答為什麼會出現富國和窮國?他們不是以比較經濟優勢為出發點,而是把比較制度優勢作為分析起點的。

  比較政治經濟學學者大多數是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待制度的。制度幫助個體處理交換、集體選擇和社會行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基本問題。制度能夠提高選擇預測性,減少不確定性,給人類互動帶來一種穩定。對制度有兩種認識:(1)制度是社會博弈之間的均衡,強調製度的自我執行和合作的特征。(2)制度是一種規則、程式,形成了一種選擇機制。與以往的制度研究不同,他們強調製度的內生性,也就是說制度本身就是一種選擇。

  (二)理性選擇理論

  理性選擇理論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已處於一個重要的地位。瑪格裡特·利瓦伊(MargaretLevi)在紕匕較政治學的經濟轉向》一文中所指出:儘管不能把比較政治經濟學等同於理性選擇理論,但是在比較政治經濟學中理性選擇已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理性選擇是把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技術應用到政治過程中的產物。從學術發展來看,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把政治科學當作是包容廣泛的社會理論的一個部分,比如經濟學被認為是對市場的研究,政治科學被認為是對政治過程的研究,社會學被認為是對社會過程的研究(社會學家科爾曼堅持這個主張);另一個是在經濟學國家理論背景下,為對政治制度(政治安排)的規範評判提供一個合理性的基礎。理性選擇學派又可以在廣義和狹義上進行區分。廣義上的理性選擇理論包括經濟學中的公共選擇學派、新政治經濟學、公共經濟學等流派在內;狹義的理性選擇理論主要集中在政治科學領域。本文主要是從廣義來論述理性選擇理論。

  在比較政治經濟學中,理性選擇理論主要用來解釋立法,選舉、政策制定等政治行為;近年來,關註對國家構建、政治動員等問題的研究。對群眾動員和抗議的研究成為比較政治經濟學關註的一個主題。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提出的“搭便車”或集體行動問題成為理性選擇學派關註的一個中心。奧爾森運用預期功利理論分析出集體參與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後來許多學者把集體行動問題和理性決策模型運用到對世界範圍內的革命、抗議和動員的研究,並討論發展中國家農民的日常選擇問題,1979年波普金(Popkin)的《理性農民》對政治科學把理性選擇理論運用到農業社會影響非常大。貝茨(Batres)的《熱帶非洲的國家和市場》,研究理性選擇——農民、工人和政治家——如何導致非理性的決策和次優的結果。

比較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3]

比較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特點

  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這兩個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在西方社科學術界流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國際政治經濟學也逐漸成為中國社科學術界的常用詞。這兩個領域有著共同的起源、深厚的學術聯繫,把它們對比來談更有助於我們認識這兩個領域。

  如下圖所示,國際政治經濟與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國際關係理論(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同為國際關係領域的主要研究方向,而比較政治經濟則與比較政治制度(compara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比較政治發展(compara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同為比較政治學的主要方向,[5]所以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既是政治學的重要研究方向,又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領域,它們也兼有兩個學科的特點。國際關係研究國家間的關係,重點在國際層面,這就意味著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點在國際層面的政治、經濟關係。比較政治學的重點則在國內層面,比較不同國家或者同一國家不同時期的政治運作,這也使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落在國內與比較上。

  Image: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jpg

  瞭解了以上主要特點,再加上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我們就會對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有更全面的認識。如果政治經濟學是指通過研究國家、社會與經濟的關係來探討國家怎樣管理經濟事務,那麼國際政治經濟學則是探討國際政治體系或者是國家系統,怎樣影響國際經濟事務,即通過研究國際層面的國家、社會與經濟的關係來探討由國家為主組成的國際政治體系怎樣影響國際經濟事務,重點在於研究國家系統與國際市場的互動。

  這裡用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霸權穩定論(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來說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霸權穩定論認為,國際市場的開放程度(開放程度越高市場越自由、關稅壁壘越底)是由國際政治體系的特點所決定的。當國際政治體系由一個崇尚自由貿易的霸主所控制,國際市場的開放程度就高;當這個霸主衰落了,國際政治體系則走向多級競爭,國際市場開放程度就會隨之降低。這是一個典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因為它的研究重點是國際政治體系與國際市場的關係。

  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相對,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國內,它是通過比較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不同時期的政府、社會集團和經濟的關係來探討國家怎樣管理經濟事務。這裡,國家間的關係和國家間的比較必須加以區別。如果我們研究美國和日本之間的政治關係與貿易關係的相互作用,這應該屬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範疇,因為這個貿易關係影響到兩個國家的財富的創造和分配。國家間的政治關係是國際政治體系的基本構造,貿易關係則是國際市場的基本元素,所以這個研究是在國際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分析。但是,如果我們把美國國內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和日本國內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做比較研究,這就應該劃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內,因為這是在比較兩個國家(具體地說,兩個國內體系),我們並不關心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日本國內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不直接在美國國內創造和分配財富。因此,國家間關係的研究與國家間的比較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區別。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流行的發展型國家理論(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就是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典型理論。發展型國家理論源於對東亞(特別是日本、南韓和中國臺灣)在二戰後的發展經驗的研究,後又加上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拉美國家)經驗的對比。這個理論認為,東亞發展的成功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國家類型上,即發展型國家。它的特點在於這類國傢具有持續的發展意願、凝聚力極強的經濟行政機構、良好的政商合作關係、以及有選擇性的產業政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沒有象東亞一樣發展起來主要是因為它們的國家缺少這些特點。發展型國家理論的重點是國內體系,發展型國家的這幾個特點都是圍繞著政府、社會集團(在這個理論里主要是指商業集團)、經濟的關係論述的。另外,這個理論還涉及到成功與不成功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的比較。因此,發展型國家理論是個典型的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

  當然,前面所強調的用國際與國內層面的研究來區別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只是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瞭解這兩個領域各自的特點。國際與國內層面的政治、經濟因素從來都是相互作用的,國際政治體系與國際市場可能會影響一個國家內部的政府、社會集團、經濟的關係,而這個關係也可能會影響這個國家的對外政治、經濟政策,從而影響國際政治體系與國際市場的運作和關係。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疇也有相交的部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個理論認為,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按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來劃分的,少數國家(即發達國家)在中心(the core),而大多數國家(即發展中國家)在邊緣(the periphery)。中心和邊緣是由不平等的交換關係相連接的,邊緣地區用廉價的、易替代的初級資源向中心地區換取高價的、不易替代的工業品或高科技產品。一方面,這個中心-邊緣體系使邊緣國家內部產生了有利於維護這個體系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另一方面,這個中心-邊緣體系的形成和維護是建立在中心國家內部資產階級對利潤的追求、以及他們對國家機器的控制之上的。依附理論告訴我們,國際體系(在這個理論里主要是國際經濟體系)由一些國家內部的政經關係所造成,而決定另一些國家內部的關係。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在這裡的界限就很模糊了。

  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有各自的研究範疇,總的來講是以國際、國內層面相區分的,部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會限定國內體系,主要探討國際政治體系與國際市場的關係,而部分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則會限定國際體系,主要比較不同國家或同一個國家不同時期的政府、社會集團、經濟的關係。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也有相交的部分,那就是對國際與國內層面的政治、經濟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隨著國家的政治、經濟開放程度增高,這個相交部分應該會越來越大。

比較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起源和發展

  在政治經濟學的四大領域內,政治經濟哲學和本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起步最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是隨著交通、科技的進步和國際體系的形成而逐漸發展起來,因此對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則需要更多的國外知識和更強的學術動力。但應該說,政治經濟學從它誕生起就存在國際和比較的成分。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到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和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國家實力與國際貿易的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1945)、再到亞歷山大·葛先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歷史視角下的經濟落後》(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62),這些政治經濟學的經典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以及跨時間或跨空間的比較。不過,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名稱真正開始廣泛使用、這兩個領域真正開始成型還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

  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共同學術源頭是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所引發的學術思考。從冷戰開始,國際安全就一直是國際關係乃至政治學的重要研究課題。當時把國際安全稱為“高級政治”(high politics),把國家間的經濟關係叫做“低級政治”(low politics),可見當時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態度。但是,隨著歐洲和日本經濟在戰後的迅速崛起,美國政治、經濟力量的相對衰落已經在20世紀60年代末顯示出來,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不但使美國的經濟雪上加霜,更使美國的相對衰落展現無疑。美國的學者們發現美國雖然沒有被蘇聯的軍事力量所擊敗,但石油價格的變化卻可以使國力遭受重創,更不用說還要面對歐洲和日本日益增強的經濟挑戰,於是學者們開始重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西方,特別是美國,有兩部分學者分別開始了兩個專題的研究,他們的研究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這兩個領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一部分學者,如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oehane)、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等,開始思考美國衰落以後國際經濟合作的前景。吉爾平是霸權穩定論的倡導者,認為美國作為霸主的衰落必然會帶來國際市場開放程度降低、國家間經濟合作難以維持的局面。而作為新自由主義學派代表的基歐漢則認為美國霸權下建立起來的合作機制並不會隨著美國的衰落而消失,它會在霸權衰落以後繼續起到維持國際經濟合作的作用。這兩派的爭論引發了後續的很多理論與實證的爭論,其他派別也紛紛加入。但是這些爭論和研究的核心一直是國際政治體系與國際市場的關係,於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個學術領域形成了。

  在這些學者思考美國衰落後國際經濟合作前景的同時,另一部分學者,如彼得·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彼得·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彼得·賀爾(Peter Hall)等,開始比較不同國家應對經濟危機的策略和這些策略的來源。這些學者與前一部分學者不同,從應對第一次石油危機到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的經濟調整,他們註重的是各個國家內部的政府、社會集團與經濟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的跨時空比較。他們發現不同的歷史制度、不同的社會聯盟、不同的政商關係都會引發不同的危機應對策略、不同的經濟調整過程。這些學者的研究為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的依附理論也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的起源有關。一方面,依附理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心-邊緣關係的研究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於國家間經濟關係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南北關係的視角,後來發展起來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把中心-邊緣關係作為一個跨時空擴展的系統來研究,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理論。另一方面,依附理論用中心-邊緣體系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不發展也引發了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建立在對東亞經濟奇跡的理解上,很多研究區域發展的學者通過比較性的研究揭示出國內的政府、社會集團及經濟的關係並不能完全由國際體系所決定,這些關係往往能在一國的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發展問題不僅作為當代的重要政治經濟問題來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很多學者一直通過比較的、歷史的研究方法來探討歐洲早期的發展問題。他們的成果在方法上和理論上為發展問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因此,這些對於歷史和當代發展問題的政治經濟分析成為比較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源泉。

  比較政治經濟學還有一個單獨的學術源頭,就是理性選擇學派。19世紀末經濟學從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分離出來,開始專註研究市場自身的運作規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學家並不把政治因素放在研究範圍內,政府只是在經濟學家需要時才會出現,即使這樣,政府本身也不會被作為研究對象。直到20世紀60年代隨著集體選擇理論(Collective Choice Theory)、尋租理論(Rent-seeking Theory)、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的出現,經濟學家開始把經濟學的研究工具用在研究政府、政治運作以及政治經濟關係上來。一個研究工具就是理性選擇。它強調研究的“微觀基礎”,也就是以個人理性為基礎來討論人和人、人和組織、組織和國家的關係。例如,集體選擇理論以個人理性為基礎探討什麼樣的組織或利益集團能夠更好地解決“搭便車”的問題,從而產生高度的凝聚力,使其在政治運作中獲取更大的利益。有的政治學家在自己的研究里運用理性選擇方法來探討當代和歷史上的發展問題。他們的研究方法與那些以歷史結構、國際體系、國家和社會集團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形成鮮明對比,為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註入了新的血液。以不同源頭為基礎,比較政治經濟學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後的興起和發展是沿著對發達國家經濟調整的比較、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研究以及理論與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來進行的,出現了一批經典之作.

  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這20多年的發展來看,前者規範化發展較快而後者較慢。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已經有教科書出現,到80年代和90年代更是層出不窮,而且書內的理論範式與專題也日趨接近,理論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和建構主義等,專題如國際貿易、生產、金融、貨幣、區域化、全球化、國家安全以及國際發展等的政治經濟分析,這說明這個領域已經變得很規範化。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類的教科書的出版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也發展很快。反觀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雖然比較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開始被廣泛應用,但迄今為止仍然處在定義不清、教科書缺乏的狀態。從斯密(Smith)1993年發表的比較政治經濟學近期作品評論到萊維(Levi)2000年發表的比較政治經濟學介紹,再到2002年出版的《政治學:學科現狀》中比較政治經濟學一章,作者都沒有明確定義比較政治經濟學。不僅文章是這樣,以比較政治經濟學命名的書籍也是如此,不但沒有給予比較政治經濟學明確的定義也少有共同認可的理論範式和專題。這充分說明瞭在西方比較政治經濟學還是個欠規範的領域,而在中國則幾乎沒有成型。

  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發展較慢與其研究區域、方向和方法的多樣化不無關係。國際政治經濟學因為受國際關係的研究影響很大,整個領域只有幾個主要理論和一些集中的研究專題,便於學者溝通,更容易形成統一的規範。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區域、方向多樣,而且可能互無聯繫。比如研究歐洲歷史上發展問題的學者可能並不關心當代東亞的經濟發展,運用理性選擇方法做研究的學者可能很難與以國際體系、國家-社會關係為研究核心的學者溝通。當然,研究區域、方向、方法多樣化並不是等於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沒有規範化的趨勢,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逐漸形成了幾個主要探討國家-市場關係的理論範式,如國家主義(Statism)、新古典政治經濟學(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社會聯盟範式(Social Coalition Approach)和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以及幾個主要專題如福利國家與經濟調整、發展型國家與經濟發展、轉型國家與經濟轉型,所以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仍然在發展和規範化的過程中。

參考文獻

  1. ↑ 朱天飈.比較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歷史研究[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1,(2):67-72.
  2. ↑ 林尚立,朱德米.經濟特區與中國政治發展.重慶出版社,2005年01月第1版.
  3. ↑ 朱天飈.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