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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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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roudhon,Pierre-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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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roudhon,Pierre-Joseph)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roudhon,Pierre-Joseph,1809~1865)——第一個自稱為無政府主義的人

生平及著作

  蒲魯東是法國政論家,經濟學家,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奠基人之一。 1809年1月15日生於貝桑松一農民兼手工業者家庭,卒於1865年1月 19日。曾在印刷廠當排字工人,後與人合伙開辦小印刷廠。 1837年遷居巴黎,從事著述活動。1840年發表《什麼是財產?或關於法和權力的原理的研究》,提出“財產就是盜竊”的論點,蜚聲於世。該書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批判資本主義大私有制,認為可以通過保護小私有制擺脫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端。

  1846年發表《貧困的哲學》,企圖以政治經濟學來論證自己的改良主義思想,反對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1848年革命發生以後,開始從事實際的社會改革活動,曾任《人民代表》報和《人民之聲》報主編,被選為國民制憲議會議員。 1849年因著文反對路易·拿破侖·波拿巴被捕入獄,被判3年徒刑和 3000法郎罰款。在獄中寫成《一個革命家的自白》和《十九世紀革命的總觀念》。 1852年獲釋,1858年在《論革命與教會的正義》一書中激烈抨擊天主教會,在再次被捕威脅下流亡比利時。 1862年遇赦返國,繼續宣揚無政府改良主義思想。

  蒲魯東被稱為無政府主義之父,他首先使用安那其(Anarchy)一詞表述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他否認一切國家和權威,認為它們維護剝削,扼殺自由。他反對政黨,反對工人階級從事政治鬥爭,認為其主要的任務是進行社會改革。他的無政府主義與改良主義合成一體,提出一個所謂“互助主義”的救世良方。主張生產者根據自願原則,通過訂立契約進行互助合作,彼此“等價交換”各自的產品。這種空想的互助主義方案建立在小生產者的小私有制基礎之上,其目的是形成生產者之間“永恆的公平”,防止他們遭受破產的厄運,使小私有制永世長存。

  蒲魯東的學說和政治活動對巴黎公社前的法國工人運動頗有影響。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對蒲魯東及其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蒲魯東主義

  蒲魯東主義 19世紀40年代產生於法國,50—60年代廣泛流行於西歐國家並頗具影響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因其創始人蒲魯東而得名。蒲魯東在他的《什麼是財產?》、《貧困的哲學》、《社會問題的解決》、《一個革命者的自白》和《19世紀革命的總觀點》等著作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觀點。蒲魯東主義認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有弊病,都不合乎理性,以“個人占有”為基礎的“互助制”社會是最好的社會模式;主張建立以無息貸款為基礎的“人民銀行”作為改造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互助制”社會的根本途徑;宣揚階級調和與和平革命,反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鼓吹個人絕對自由,反對任何國家和政府,反對一切權威。蒲魯東主義的核心,是幻想

通過和平改良的辦法,建立小手工業生產制,實現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為了維護國際工人運動的根本利益,馬克思主義者同蒲魯東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在《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和《論住宅問題》等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魯東主義。巴黎公社後,蒲魯東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影響基本消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公社同時是蒲魯東社會主義學派的墳墓。”

馬克思論蒲魯東(給約·巴·施韋澤的信)

  尊敬的先生: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對蒲魯東作一個詳細的評價。由於時間不夠,不能滿足您的願望。此外,我手頭沒有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為了向您表明我的良好願望,我匆忙地寫了一個簡短的概要。以後您可以對它加以充實、補充、刪節,總之,您可以隨意處理。

  蒲魯東最初的試筆作品,我已經記不起來了。他那部論“世界語言”的幼稚著作,表明他是多麼狂妄地敢於解決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識而不能解決的問題。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麼是財產?》無疑是他最好的著作。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於內容新穎,至少是由於論述舊東西的那種新的和大膽的風格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著作中,“財產”當然不僅受到各式各樣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廢除”了。蒲魯東在他那部著作中對聖西門和傅立葉的關係,大致就像費爾巴哈對黑格爾

的關係一樣。和黑格爾比起來,費爾巴哈是極其貧乏的。但是,他在黑格爾以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因為他強調了為基督教意識所厭惡而對於批判的進步卻很重要的某幾個論點,而這些論點是被黑格爾留置在神秘的朦朧狀態中的。

  在蒲魯東的這一著作中,風格方面還算強健的肌肉占優勢,——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而且我認為這種風格是這一著作的_主要優點。可以看出,蒲魯東甚至把他僅僅重覆舊東西的地方也看做獨立的發現;他所說的東西,對他自己說來都是新東西而且是被他當做新東西看待的。向經濟學中“最神聖的東西”進攻的挑戰勇氣,嘲笑庸俗的資產階級悟性時使用的機智反論,致命的評論,辛辣的諷刺,對現存制度的醜惡不時流露出來的深刻而真實的激憤,革命的真誠——《什麼是財產?》就是以所有這些激動了讀者,並且一齣版就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在嚴格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史中,這本書幾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這種聳人聽聞的著作在科學中也像在小說文學中一樣起著自己的作用。以馬爾薩斯的著作《人口論》175為例。在出第一版時,它不過是一種“聳人聽聞的小冊子”,此外,從頭到尾都是剽竊。然而,這本詆毀人類的誹謗書曾造成了多麼大的衝擊呵!

  假如我手頭有蒲魯東的這本書,那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用幾個例子來說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認為是最重要的幾節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當時從翻譯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國哲學家)二律背反的論法,並且給人造成一種強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樣,對他來說,解決二律背反是人類悟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悟性所不清楚的事情。

  但是,不管錶面上如何轟轟烈烈,在《什麼是財產?》中已經可以看到一個矛盾:蒲魯東一方面以法國小農的(後來是小資產者的)立場和眼光來批判社會,另一方面他又用他從社會主義者那裡借來的尺度來衡量社會。

  這本書的缺點在它的標題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問題提得非常錯誤,甚至無法給它一個正確的回答。古代的“財產關係”在封建的財產關係中沒落了,封建的財產關係又在“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中沒落了。這樣,歷史本身就已經對過去的財產關係進行了批判。蒲魯東實際上所談的是現存的現代資產階級財產。這種財產是什麼?——對這一問題,只能通過批判地分析“政治經濟學”來給予答覆,政治經濟學不是把財產關係的總和從它們的法律表現上即作為意志關係包括起來,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即作為生產關係包括起來。但是,由於蒲魯東把這些經濟關係的總和同“財產”“la propriété”這個一般的法律概念糾纏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類似的著作176中用同樣的話所作的回答:“財產就是盜竊”。

  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從這裡得出結論說,“盜竊”這個資產階級法律概念也適用於資產者本人的“誠實的”收益。另一方面,由於“盜竊”作為對財產的暴力侵犯,是以財產為前提的,所以蒲魯東就糾纏在連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關於真正資產階級財產的種種幻想裡面。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時候,曾經和蒲魯東有過私人的交往。我在這裡提起這件事,是因為我對他的“sophistication”①(英國人這樣稱呼偽造商品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責任。在長時間的、往往是整夜的爭論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爾主義,這對他是非常有害的,因為他不懂德文,不能認真地研究黑格爾主義。我被逐出巴黎之後,卡爾·格律恩先生繼續了由我開始的事情。他作為德國哲學的教師,還有一個勝過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點也不懂德國哲學。

  在蒲魯東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貧困的哲學》177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詳細的信中把這本書的內容告訴了我,信中附帶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等待著您的嚴格的批評”。不久以後,我果然對他進行了這樣的批評(通過我的著作《哲學的貧困》1847年巴黎版),其嚴格的方式竟使我們的友誼永遠結束了。

  從這裡所說的您可以看出,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或經濟矛盾的體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對《什麼是財產?》這個問題的回答。實際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後才開始研究經濟學;他發現,他提出的問題不能用咒罵來回答,而只能通過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來回答。同時,他還企圖辯證他說明經濟範疇

的體系。康德的無法解決的“二律背反”,現在必須用黑格爾的“矛盾”作為發展的手段來代替了。

  為了評價他的兩捲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紹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駁他的著作。在那裡,我指出了,他對科學辯證法的秘密瞭解得多麼膚淺,另一方面他又是多麼贊同思辨哲學的幻想,因為他不是把經濟範疇看作歷史的、與物質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理論表現,而是荒謬地把它看作歷來存在的、永恆的觀念,並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過這種迂迴的道路又回到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立場上去。

  其次,我還指出,他對他所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認識是多麼不夠,有時甚至是小學生式的;他同空想主義者一起追求一種所謂“科學”,以為由此就可以先驗地構想出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式,而不是從對歷史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即對本身就產生瞭解放的物質條件的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得出科學。我特別指出,蒲魯東對整個問題的基礎——交換價值的理解始終是模糊、錯誤和不徹底的,他還錯誤地把對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的空想主義的解釋看成一種新科學的基礎。關於他的一般觀點,我是用以下的話概述我的判斷的:

  “每一種經濟關係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只有在這一點上蒲魯東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認為,好的方面由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發。他從經濟學家那裡借用了永恆經濟關係的必然性這一看法;從社會主義者那裡借用了使他們在貧困中只看到貧困的那種幻想(而不是在貧困中看到將會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他對兩者都表示贊成,企圖拿科學權威當靠山。而科學在他的觀念里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為如此,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

  上面這個判決儘管非常嚴厲,我今天仍然擔保每個字都是正確的。但是,同時也要想到,當我把蒲魯東的這本書稱作小資產者社會主義的法典,並從理論上證明瞭這一點時,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還同時把蒲魯東當作超極端的革命者加以沮咒。因此,後來我也從來沒有同意過那種說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囂。他一開始就被別人和他自己所誤解,如果說他辜負了毫無根據的期望,那麼這並不是他的過錯。

  同《什麼是財產?》相比,在《貧困的哲學》中,蒲魯東的一切敘述方法上的缺點都非常不利地顯示出來了。文筆往往如法國人所說的那樣,是浮誇的。凡是他失去了高盧人的敏銳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國哲學風格的那種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亂語就表現出來了。自矜自誇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慚的語調,特別是極其無聊地胡扯“科學”和錯誤地以此自誇,這類東西真是不斷地刺耳極了。充滿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實的熱情,在這裡,在某些地方都已經系統地被虛浮的狂熱代替了。此外,這是自學者炫耀自己學問的極為笨拙而令人討厭的伎倆,這個自學者對自己的獨創思想的那種天生的自豪感已經被挫傷,他作為科學的暴發戶,覺得必須以自己所沒有的身分和東西來炫耀一番。加之,這還是小資產者的心理,這個小資產者粗暴無禮地——既不尖銳又不深刻,甚至還不正確——攻擊卡貝這樣一個由於對法國無產階級所採取的實際態度而受到尊敬的人,而對於例如像杜諾瓦耶(無論怎麼說,他是“國務參事”)這樣一個人卻表現得謙恭異常,雖然這個杜諾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於,他認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無聊不堪的書來宣傳被愛爾維修描繪為“on veut que les malheureux soient 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嚴肅主義。

  二月革命41對蒲魯東來說的確來得非常不是時候,因為正好在幾星期前他還不容爭辯地證明說,“革命的紀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在國民議會中的演說,雖然表明他對當前的情況很少瞭解,但仍然是值得極力稱贊的。在六月起義以後,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行動。此外,他的演說還有一個良好的結果,這就是梯也爾先生在反對蒲魯東提案的演說(後來出了單行本)中向整個歐洲證明瞭,法國資產階級的這個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麼可憐而幼稚的教義問答的基礎上。同梯也爾先生相比,蒲魯東的確成了洪水期前的龐然巨物了。

  蒲魯東發明“無息信貸”和以這種信貸為基礎的“人民銀行”(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經濟學上的最後的“業績”。在我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分冊中已經證明,他的觀點的理論基礎產生於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對貨幣的關係的誤解,而實際的上層建築不過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貸制度,正像它在18世紀初以及後來又在19世紀初在英國促進了財產從一個階級手中轉到另一個階級手中一樣,在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能加速工人階級的解放,這是毫無疑問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息資本看作資本的主要形式,想把信貸制度的特殊應用,利息的錶面上的廢除,變為社會改造的基礎,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幻想實際上已經由17世紀英國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上的代言人詳細發揮過了。蒲魯東和巴師夏關於生息資本的論戰(1850年)又遠不如《貧困的哲學》。他竟弄到讓巴師夏把他擊敗的地步,而當他的論敵對他施加威力的時候,他就可笑地發出了怪聲。

  幾年前蒲魯東寫了一篇論《稅收》的應徵論文(我記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這裡,連天才的最後一點痕跡也消失了。剩下來的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資產者。

  至於談到蒲魯東的政治和哲學著作,那麼所有這些著作都像經濟學著作一樣,也暴露出同樣矛盾的、雙重的性質。同時,它們的價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於法國。但是,他對宗教、教會等等的攻擊在當時法國的條件下對本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功績,因為那時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們認為,信仰宗教是他們優越於18 世紀的資產階級伏爾泰主義和19世紀的德國無神論的地方。如果說,彼得大帝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那麼,蒲魯東就是盡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談來戰勝法國的空談。

  他那本關於《政變》的著作,在其中他向路易·波拿巴獻媚,實際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適合法國工人口味的人物,還有他那篇反對波蘭的最後的著作,在其中他為了迎合沙皇而表現了愚蠢的厚顏無恥。這些應當認為不僅是壞的著作,而且簡直是卑鄙,然而是適合小資產階級觀點的卑鄙。

  人們常常拿蒲魯東和盧梭相比。沒有比這更錯誤的了。他更像尼·蘭蓋,不過蘭蓋的《民法論》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於辯證法的。但是他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繫的。小資產者像歷史學家勞默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構成的。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說他同時還像蒲魯東那樣是個有才智的人,那麼他很快就會學會玩弄他本身的矛盾,並且根據具體情況把這些矛盾變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時而醜惡、時而輝煌的反論。科學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機,都是和這種觀點分不開的。對這種人來說,只有一種動力,那就是虛榮心,像一切愛虛榮的人一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時的風頭。這樣,那種例如使盧梭不斷避免向現存政權作任何即使是錶面妥協的簡單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也許後人在評論法國曆史中最近這一階段時會說,路易·波拿巴是這一階段的拿破侖,而蒲魯東是這一階段的盧梭兼伏爾泰。

  這個人剛死不久,您就硬要我來為他蓋棺論定,那麼這件事就要由愈自己負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