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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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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1 知識社會概述
  • 2 知識社會的溯源與發展
  • 3 知識社會英文語境中的四種表達[2]
  • 4 知識社會的出現[10]
  • 5 知識社會的概念辨析[2]
  • 6 知識社會的知識價值觀[10]
  • 7 知識社會中的組織與管理[10]
  • 8 知識社會的特征[15]
  • 9 知識社會的價值挑戰[15]
  • 10 知識社會的社會形態[16]
  • 11 知識社會與創新
  • 12 知識社會的本質特征[17]
  • 13 知識社會的生成環境[17]
  • 14 知識社會的創建途徑[17]
  • 15 知識社會案例分析
    • 15.1 案例一:基於知識社會企業生態系統的管理變革[23]
  • 16 參考文獻
  • 17 相關條目

知識社會概述

  知識社會是一個以創新為主要驅動力的社會,是一個社會的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礎的社會,信息技術發展使得更多的大眾作為用戶也能深深的參與到科技創新的進程進一步帶動創新形態、社會形態的嬗變,知識社會是一個以知識、創新為核心的社會。知識社會中的職業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某些或更高程度的高等教育,及中等以後教育。管理大師彼得·F.德魯克指出:“知識的生產率將日益成為一個國家、一個行業、一家公司競爭的決定因素。”他說,提高體力勞動者

的生產率再也不能自行創造財富了,今後重要的是非體力勞動者的生產率,即知識的生產率以及使知識轉化為生產力。在知識社會,知識成為社會的核心。然而知識社會又不是一個僅僅崇尚精英的社會,“知識社會的社會形態越來越呈現出複雜多變的流體特性,傳統的社會組織及其活動邊界正在“融化”。創新也不再是少數被稱為科學家的人群獨享的專利,每個人都可以是創新的主體,生活、工作在社會中的用戶將真正擁有創新的最終發言權和參與權,傳統意義的實驗室的邊界以及創新活動的邊界也隨之“融化”了。以生產者為中心的創新模式正在向以用戶為中心的創新模式轉變,創新正在經歷從生產範式向服務範式轉變的過程,正在經歷一個民主化的進程。以技術發展為導向、科研人員為主體、實驗室為載體的科技創新活動面臨著挑戰,以用戶為中心、社會為舞臺的面向知識社會、以人為本的下一代創新模式,即創新2.0模式正逐步顯現其生命力和潛在價值”(《創新2.0:知識社會環境下的創新民主化》)。

知識社會的溯源與發展

  “知識社會”的概念誕生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和學習型社會差不多同期產生,最早使用者是大學教師彼得·德魯克(Peter Druker),在知識社會,知識、創新

成為社會的核心;相對於信息社會而言的,信息社會的概念是建立在信息技術進步的基礎之上,知識社會的概念則包括著更加廣泛的社會、倫理和政治方面的內容,信息社會僅僅是實現知識社會的手段;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社會形態的變革從而推動面向知識社會的下一代創新(創新2.0)。在知識社會裡,每個人都要學會在信息海洋里來去自如,培養認知能力、批評精神、創新能力,以區分有用信息和無用信息,擁有新知識;知識社會也使得創新不再是少數科技精英的專利,而成為成為更為廣泛的大眾參與,推動了創新的民主化進程[1];知識社會作為網路社會必將更加關註全球問題:通過國際合作和科學協作,環境破壞、技術風險、經濟危機和貧困等問題有望得到更好的解決;知識共用是知識社會的拱頂石,以大眾創新、共同創新、開放創新為特點的創新2.0是知識社會的實質,而知識社會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源泉。

知識社會英文語境中的四種表達[2]

  在英文語境中,知識社會有四種表達:The Knowledgeable Society, The Knowledge Society, TheKnowledge Societies, The Knowledge-based Society。據知識社會理論專家尼科·斯特爾的考證([3]

,p.64),最早提出“知識社會”術語的社會科學家是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萊恩。在1966年發表的《知識社會中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衰落》一文中,萊恩通過說明科學知識的日益增長的社會意義而證實對知識社會概念的使用是正確的,[4]他當時採用的是第一種表達(The Knowledgeable Society)。

  1968年,在《斷裂的時代》一書中,為了說明知識是現代社會的中心以及經濟和社會行為的基礎,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使用了知識社會術語。[5]同年,為了說明知識在創新中的源泉作用和知識領域在國民生產總值及就業中日益增加的份量,社會學家和未來學家丹尼爾·貝爾在“知識和技術的測度”一文中也使用了知識社會術語,並且認為後工業社會就是一個知識社會。[6]德魯克和貝爾提出“知識社會”時採用的都是第二種表達(The Knowledge Society)。如果說第一種表達強調的是社會的知識化趨勢及其意義,那麼,第二種表達則將關註的焦點直接放在了知識本身,放在了知識資源和知識活動的價值。這種表達方式突出了自主創新的經濟價值。

  1986年,斯特爾傑諾特·彪姆一起主編了第一部《知識社會》文集[7],書名採用的是第二種表達,但他在1994年出版的第一部《知識社會》著作及在2002出版的另一部著作《知識和經濟行為》

中卻都採用的是第三種表達(The Knowledge Societies)。這樣做並非是一種文字游戲,斯特爾指出:“知識社會並非是作為一個簡單、單峰展現的結果而發生的,也不是以某種明確的方式出現的。知識社會並沒有變成某種單向度的社會結構。各種知識社會通過保持不變、甚或變得不一樣而成為相類似的社會。”([8],p.10)這意味著,通向知識社會的道路並非是機械決定的單線行程,知識社會也並非只有遵循固定模式的單一類型。這種表達方式也強調了不同國家走向知識社會應當有自己的特色。

  在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報告以後,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研究知識社會問題的重要性,並且認為知識社會似乎比知識經濟的含義更為廣泛,同時更富有想像力和吸引力。在這樣的背景下,有關知識社會的論著大量涌現,出現了對知識社會的第四種表達(The Knowledge based Society),如:影響巨大的《大學與全球知識經濟》一書的主編之一、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科學與技術動力學系高級講師勞埃特·雷德斯多夫的專著《溝通的社會理論:知識社會的自組織》[9]

等。第四種表達強調社會結構、社會行動、社會發展的知識基礎,要求對社會與知識的演化關係及其機制進行動力學分析。這種表達方式反映了走向知識社會、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緊迫性和艱巨性。 

知識社會的出現[10]

  ①歷史上,任何世紀都沒有發生過如此眾多、深刻的社會變革,這些變革,改變了我們所生存社會、經濟、團體和政治形態。德魯克認為,這一系列社會變革孕育著一個新的社會形態的出現,即知識社會的誕生。

  ②從生產力角度來講,未來社會是知識社會,而從生產關係上分析,未來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繼續。

  ③知識社會的誕生源於知識自身的種種變化。由於知識應用於工具、生產過程和產品從而產生了工業革命,當知識應用於工作的時候,開創了生產力革命,而當知識應用於知識的時候,知識迅速成為唯一的生產要素,社會轉變為知識社會。

知識社會的概念辨析[2]

  “知識社會”已經不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概念,社會各界已經對“知識社會”這個字眼耳熟能詳。然而,學術界迄今仍然沒有一個嚴格界定、獲得公認的“知識社會”概念,對“知識社會”還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理解和判斷。就學術界對知識社會概念已有的定義和理解而言,其主要的觀點大致上有以下幾種:

  (一)知識社會是一種其成員的思想和行為“知識化”的社會

  萊恩最早給“知識社會”術語下定義,他寫道:“知識社會是這樣一個社會,其成員

  • 探究他們關於人類、自然、社會的種種信念的基礎;
  • (或許是無意識地)為真實真理的客觀標準所引導,並且,在較高層次的教育中遵循證明和推理的科學規則;
  • 將相當多的資源投入到探索中,因此而具有大量的知識;
  • 經常努力收集、組織和解釋他們的知識,為當前的目的而從中汲取進一步的意義;
  • 既運用這種知識來倡導他們的價值和目標,也運用這種知識來闡述(或許還修正)他們的價值和目標。”([4],p.650)

  顯然,萊恩是從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行為“知識化”(或“科學化”)的視角給“知識社會”下定義的,他受到了當時流行的實證主義科學理論的深刻影響。實證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知識會取代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其他形式的知識,科學推理即使在人們的日常行為中也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樣,萊恩在其定義中強調,知識社會的成員的行為由真實真理的客觀標準所引導,他們的價值和目標為遵循科學規則而系統地獲取的知識所倡導、闡述和修正。

  (二)知識社會是一種深刻認識和充分利用知識價值的社會

  貝爾曾經強調知識是後工業社會的“一種基本資源”。日本著名思想家界屋太一提出了用“知識價值社會”取代“後工業社會”的重要認識。他指出,現代社會的變革既不是單獨的技術革命,也不是臨時性的潮流。它是人類在產業革命200多年後迎來的將產生“新社會”的巨大變革,即“知識價值革命”。通過這一革命,將產生一個“知識價值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將著力追求時間和智慧的價值即“知識價值”的大量消費,人們將認為“知識消費得越多越體面”。([11],pp.4-6)我國學者金吾倫直截了當地指出:知識社會是知識為主要資源、知識工作者為主導的社會。([12],p.5)龐躍輝進一步明確提出:“知識社會是建立在對知識價值的深刻認識和充分利用上的一種社會形態,它以知識型人力資源為社會主體,通過大力學習、傳遞、利用、創造、共用知識的社會取向和社會機制,深入開發、利用知識價值,以實現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加快發展。”[13]以上定義基於知識價值論的視角,深化了對知識價值的認識,突出了知識價值的創造主體,強調了開發利用知識價值對加快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重要性。

  (三)知識社會是一類以知識為主要驅動力的社會

  斯特爾將正在出現的那種社會稱為“知識”社會,是因為現代社會的主要機制或特性正日益受到“知識”的驅動。([8],p.9)斯特爾指出,選擇“知識社會”而不是諸如“信息社會”、“後工業社會”、“科學社會”等其它術語來稱呼正在出現的這種社會,其主要理由是([8],pp.17-18):關於信息社會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對相當大批量的信息之生產、加工和傳遞的關註所激發的,人們較少談及、或幾乎沒有談及信息、傳播媒介的本質,通常也不涉及現代社會的一致性和統治等;而“後工業社會”的範疇不是十分恰當,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使人產生誤解的範疇,因為“工業”或製造業並沒有消失,而只是被改變了。正如“工業”或製造業的改變一樣,現代社會的那些各種各樣的深刻變化是與知識本身的諸種形式和統治相關聯的。之所以沒有採用“科學社會”,是因為斯特爾分析的重點不僅僅在於科學,還在於科學知識和日常知識、陳述知識和程式知識、知識與非知識之間的關係,在於作為社會行為的一種能力的知識。

  (四)知識社會是一種以信息與通信技術為變革驅動器而改造出的新社會

  聯合國科技促進發展委員會(UNCSTD)專門成立的工作組認為:近來,“知識社會”一詞用來強調由以信息與通信技術為變革驅動器而改造出的一種新前景。([14],p.9)他們指出:無論在工業化國家還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以先進的微電子學為基礎的信息與通信技術都是處於近來所發生的社會與經濟轉型的中心位置。向21世紀的轉型過程中,人們將會目睹信息與通信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對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組織、環境、文化及全球基礎設施變化所產生的巨大促進。這種理解實際上基於信息技術發展與社會經濟轉型關係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是科學技術革命觀在當代的最新反映:科學技術代表著一個世界的生成,信息科學技術代表著知識社會的生成。

  已有的知識社會的定義和理解是十分複雜的,除了上述觀點,典型的看法還有:“知識社會是與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它是一種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社會形態”;“知識社會就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它意味著一種極其深刻的根本性社會變革”;“知識社會就是學習型社會、創新型社會”;“高級知識社會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等等。

知識社會的知識價值觀[10]

  傳統的商品價值主要體現在土地、勞動和資本上面。這種價值形態往往表現出流動性差,獨占性強,而且易損耗。而知識社會中知識是無國界的重要資源。它可以流動,不受限於國家,並且能在任何地方迅速、便宜地被創造。由於知識的可獲取性,知識社會將沒有貧困的國家,只有無知的國家。

知識社會中的組織與管理[10]

  知識社會是個流動的社會,人們不再有根。一些老的機構——家庭、村莊、教區等將幾乎消失,它們被社會集合的新單元取代。知識社會是個有組織的社會,它的核心且富有特色的組成部分是管理。所有管理者都需要工作紀律的管理知識以及對組織本身的瞭解和知識。離開管理知識也就沒有管理。

  德魯克認為,知識社會中任何組織的表現能力都將取決於知識的質量與生產率,個人也是如此。因此需要系統地研究知識的質量與生產率。

知識社會的特征[15]

  目前,要對“知識社會”給出一個確切的定義還不可能、不現實,甚至是冒險的,而儘可能詳細地預測性探索其特征,並由此來把握它的可能形態,這卻是我們應該和必須做的。我們將以丹尼爾·貝爾、彼得·德魯克以及尼科·斯特爾對知識社會特征的有關論述來展示知識社會的可能圖式。

  1.丹尼爾·貝爾,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未來學家。他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主要向我們預測了未來知識社會的種種可能狀態。貝爾認為,即將來臨的後工業社會與以往工業社會有著很大的不同,從總體的廣泛特征上說:“如果工業社會以機器技術為基礎,後工業社會是由知識技術形成的。如果資本與勞動是工業社會的主要結構特征,那麼信息和知識則是後工業社會的主要結構特征。”(貝爾,1997:9)

  面對“後工業社會”這樣一個未來學的概念,貝爾概括性地描繪了其五個基本特征:

  1.經濟方面:從產品生產經濟轉變為服務性經濟;

   2.職業分佈:專業與技術人員階級處於主導地位;

   3.中軸原理: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它是社會變革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4.未來發展方向:控制技術發展,對技術進行鑒定;

  5.制定決策:創造新的‘智能技術’。

  (貝爾,1997:14)其中,他認為,最顯著和最簡單的也是他書中最主要闡述的是理論知識的首要性和服務業部門的擴張性這兩點。就社會結構的變遷而言,貝爾特別強調了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即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或製造業,而是從事諸如貿易、金融、保健、研究、教育和管理等行業。但是,貝爾認為,服務業的不斷擴張正是理論知識在後工業社會中獲得首要性和核心地位的表現,因而最值得他在書中論述的還是“理論知識”在後工業社會的中心地位問題。他知道,知識在以往任何社會的運轉中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以往任何社會都沒有像後工業社會這樣“給予”知識以如此高的核心地位,即都沒有如此地依賴於知識。“後工業社會是圍繞著知識組織起來的”(貝爾,1997:21),知識在社會中的“組織”作用使得其本身的性質由此而發生了變化,由邊緣轉向了中心;知識的發展日益成為各領域發展的先導,也日益成為一個社會發展的戰略源泉與動力。

  而且,貝爾對自己的“後工業社會”概念有這樣的一些概說,即:

  (1)它是用於表徵著社會發展轉型中的一個過渡。在他看來,後工業社會之“後”並不是指稱某種新的社會形態,而是象徵著一種過渡。

  (2)它是用於強調“理論知識”的中心地位和中軸原理;

  (3)它是用於描述和說明社會轉型中的一種“範式”變遷。在他那裡,後工業社會的概念並不是一幅完整的社會秩序的圖畫。

  (4)它是用於理解和把握轉特征及價值挑戰的知識社會型中社會結構複雜性的一種方法。他認為,後工業社會的概念就是使西方社會結構的複雜變化更易理解的這樣一種方法。

  可見,貝爾對後工業社會的說明既是一種社會特征的描述,也是一種思維的方式和路標。

  2.彼得·德魯克,美國當代資深經濟學家、管理學家。他主要是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闡述了他對知識社會的看法。德魯克認為,西方歷史表明,每隔幾百年社會就會發生急劇變化。自二戰以來,我們現在又一次處於這樣的變化時期,但這次變化已經不再局限於西方的地域,而是在世界範圍內展開。當然,這個“世界”也首先是“西方化”了的。這個處於變化與轉型中的新社會就是現已存在的“後資本主義社會”。

  對於該社會的基本特征,德魯克認為,這個社會的“主要資源將是知識”,“基本經濟資源——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就是‘生產資料’——不再是資本、自然資源(經濟學家的‘土地’)或‘勞動力’,它現在是並且將來也是知識。”“主要社會團體將是‘知識工作者’”,“他們是知道如何把知識用於生產的知識經濟人員、知識專業人員、知識雇員。”因此,德魯克預測,後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經濟挑戰將是知識工作和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即工作效率問題,其所面對的“社會挑戰,則將是該社會中的第二階級的尊嚴:服務工作者”,因為他們缺乏成為知識工作者的必要教育程度,因而可能成為社會的反抗者。後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在“知識分子”和“管理人員”之間“將用一種價值觀和美學概念的新的兩分法來劃分”,所以如何調和並“用一種新的綜合法來超越這種兩分法,將是一次哲學上和教育上對後資本主義社會最主要的挑戰。”(德魯克,1998:4、8-9)。

  由於知識是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最主要資源,它根本地改變了整個社會結構,即不僅創造了新的社會動力,創造了新的經濟發展動力,而且創造了新的政治模式與動力。因而,德魯克認為,它也必然引起整個管理範式(management paradigm)的根本性革命,即“知識正被應用於知識”。“提供知識以找出應用現有知識創造效益的最佳方法,事實上就是我們所說的管理”,“管理部門是知識社會的通用機構”(德魯克,1998:45-46)。它不僅限於經濟領域,還將擴展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於是,與貝爾的觀點相似,知識在德魯克這裡,在知識社會中,也進入了核心地位。

  3.尼科·斯特爾,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從其《知識社會》一書就可看出他對未來知識社會的直接關註。斯特爾認為,即將到來的社會之所以被稱為“知識社會”,是因為它的發展是受著“知識”驅動的。當然,這種社會的到來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革命性的突發。在這個漸進的過程中,經濟領域是首發的敏感區。

  對於知識社會所具有的特征,斯特爾在考察了包括貝爾、德魯克等學者對未來知識社會特征的論述後,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主要有:

  (1)在科學和技術的幫助下,“社會作用於它自身、作用於它的各種機構和它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等方面的行為能力”的提高;

  (2)充分就業成為歷史,“恢復充分就業……在知識社會是不再可行的了”;

  (3)“知識社會的主要特性是知識價值論,而不是勞動價值論”(贊同貝爾的觀點);

  (4)知識社會是一個可以控制的社會,因為“一旦社會按照知識而被組織起來時,它就成了可以控制的了”;

  (5)社會的脆弱性更加突出,即“社會結構和人類建構物的脆弱程度在知識社會中普遍上升”;

  (6)伴隨著社會自製力的增強,自毀性也增大,“知識社會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是以當然包括摧毀其自身的能力在內的自製的社會關係和自製的未來為特征的”;

  (7)未來知識社會將是更難預測的,即由於“存在著(a)知識本身的偶然性和(b)作為知識向社會的日益滲透之結果的社會關係的更大的偶然性。……未來比起以往任何時候來都更加難以想象”(斯特爾,1998)。因此,在斯特爾看來,可以用不可預測性、不確定性和脆弱性來概括知識社會的總體特征。

  可見,知識在未來知識社會之包括經濟活動在內的一切活動中的決定性作用已成為這些學者不爭的共識,只是他們對知識社會之特征的預測性描述略有差異,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即便是對現實社會的特征的概括都尚存歧義,更何況是對一個未來社會的概括。

知識社會的價值挑戰[15]

  那麼,未來知識社會將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呢?儘管對未來知識社會的預測是抽象的和模糊的,但以上學者所提出的和我們在他們的描述中所預感到的種種問題卻不能不令我們深思,這些問題向我們提出了以下幾方面具有價值性的挑戰:

  1.如何把握知識的挑戰

  在知識經濟時代和知識社會中,知識的重要性已是眾所周知的。當人們認識到知識具有“組織”和“創造”一個社會的至高“權力”時,人們難免又要為這種“權力”的絕對性而擔心,對可能出現的“知識異化”而顧慮。於是,對知識的管理(亦稱“知識管理”)問題就彰顯出來,成為我們必須直面的挑戰了。在此,我們意識到,知識經濟時代和知識社會,雖然是一個“人”的自主性更高體現的時期,但是,未來知識社會的發展狀態已經取決於我們對知識之創新的把握和駕馭。而這種把握和駕馭實質上既是一個價值活動問題,也是人類應該擁有怎樣的價值觀來駕馭這一價值活動,以對自己未來之發展前程的終極關懷的問題。

  2.人該如何生存與發展的挑戰

  知識固然是知識社會的核心和最重要的資源,然而,人在該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會怎樣呢?知識社會中的人的存在方式是否會出現“人”被知識化,即“人”成為被知識“造就”、“訓練”的存在“物”?是否會出現“人的異化”和新形式下的人的被奴役?於是,在知識社會裡,人該如何生存與發展、該如何體現自身的存在價值等問題就成為人類必須思考的又一價值挑戰。

  3.關於社會的本質、建構與發展的挑戰

  貝爾認為:“後工業社會是圍繞著知識組織起來的,其目的在於進行社會管理和指導革新和變革。”(貝爾,1997:21)然而,由此導致的社會的不確定性也產生了,而德魯克把社會的創造“權”賦予了知識這個偶然因素。斯特爾則認為,社會將成為一個實驗廠,它將按照知識而組織起來,因而將成為可以控制的了。種種言說都在喻示和表明,知識社會可能將更加脆弱、不穩定和難以預測。於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將是:首先,該如何消解這種脆弱和不穩定,增加其穩固性呢?這或許又是一個價值觀問題。即倘若人類能夠有一種普遍一致的和最根本的價值觀,社會的穩固性必將會大大加強。

  其次,一旦社會被知識所“組織”、“創造”和“控制”,哪怕這些是掌握在“有知識的人”手中,是否還有社會規律存在?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規律實質上也是人的活動規律,但其中總有超越人的活動意志之外的必然性和歷史的“合力”存在。在知識社會中,是否還有這種必然性和“合力”存在呢?當前國外有些學者從科學技術對社會基礎的“深刻干預”中提出了“或許是‘社會發展規律’的馬克思主義老概念不再有效了”(貝爾,1997:119)的說法,這不能不令我們深思。其實,無論知識社會中人對知識有多高或多大的組織、創造和控制能力,它依然是人類共同“合力”的結果,而且這種“合力”的作用更加明顯。

  因此,社會的規律性依然並且更加體現出人的活動規律。然而,以怎樣的價值觀滲透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組織、創造和控制的“合力”中,這倒是人類應該認真思考的有關人類發展方向的關鍵問題。

  最後,一旦社會被普遍的知識所“組織”、“創造”和“控制”,在知識的一致性和趨同化中,各國各民族獨特的價值性還會存在嗎?換言之,社會的發展是否將全球化?以西方價值觀為主導的全球化首先是以經濟的形式出現的。隨著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其背後隱藏的知識也逐漸被人承認,並逐漸掩蓋民族的價值觀和知識。換句話說,在知識社會中,知識的整體趨同、整體價值性將可能遮蔽民族的個體價值性。

  可見,一旦知識一體化,則距離社會的全體化就不遠了,這是一個用民族主義和民族情感所不能阻止與反抗的趨勢。在世界的大舞臺上,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民族性的差異。早在一百多年前,面對資本主義大工業的出現和迅速發展,馬克思就說過,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大工業到處造成了社會各階級間相同的關係,從而消滅了各民族的特殊性”。(馬克思、恩格斯,1995:114)那麼,在知識社會,高新技術產業迅猛發展,生產力高度發達,諸如網路等多形式多渠道的普遍交往,就必然會出現馬克思所說的:“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濟上普遍的個人所替代。”“而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繫的各個人的存在。”(馬克思、恩格斯,1995:86、87)當然,地域性的國家與社會比地域性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存在的實現更需要歷史過程和歷史時間,只是該歷史呈加速度趨勢而已。

  知識社會帶來的挑戰是多方面的,因而需要我們思考的地方也是很多的。知識社會將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它是否也將面臨著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有如吉登斯所說的:“全球化不僅產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產生向下的推力,給地方獨立帶來新的壓力。”“全球化並不以公平的方式發展,而且它所帶來的結果絕對不是完全良性的。”(吉登斯,2001:8、10)因而,他認為,未來的世界將是一個“失控的世界”。對此,我們不敢肯定未來的知識社會必然就是全球化的時代,但我們可以肯定,未來所面臨的將是類似的價值挑戰,這些挑戰完全需要我們認真地思考和麵對。否則我們就會在新的壓力中向下沉淪,在結果的良性化中繼續承受著非良性的結果。

知識社會的社會形態[16]

知識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奠定了知識社會的經濟基礎,與新生產力相適應的新的生產關係、與新的經濟基礎相對應的新的上層建築也將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將展現在我們面前。

  1.勞動者知識化,創新人才成為社會中堅

  工業社會初期和中期,產業工人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成為了社會的中堅力量,而知識分子則處於次要的地位。而知識社會中,社會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知識成為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公民受教育程度和勞動者的整體知識水平大幅度提高。在較發達的知識社會,成人中大學教育程度者將達到80%以上,甚至大學成為義務教育的重要目標。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人———體力勞動者的比例大大減少,絕大多數勞動者成為“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的主體力量。知識勞動者又可進一步分成知識擁有者、知識應用者、知識創新者。

  然而,知識勞動者的作用和地位也不盡相同。其中,正如前所述,各類創新型人才,包括知識和技術創新人才、經營管理創新人才、政府管理創新人才、文化及其他領域的創新人才,將是經濟發展、社會前進的領導和中堅力量。創新人才是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擁有創新人才,就能創造更多財富,贏得更大的競爭和發展優勢。這些人在勞動者中占的比例雖小,但其決定性作用無法替代。因此,社會的許多活動、社會制度的設計往往都是以他們的意志為主。而創新性人才,又將是國與國、地區與地區、單位與單位競爭的焦點。但是,社會的發展必須體現絕大多少人的根本利益,如何在激勵和發揮創新人才積極性的同時,又實現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是知識社會必須解決的矛盾之一。因此,那些思想境界高遠、品德高尚,胸懷天下,以人民利益為己任、以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為理想的創新型人才,必將贏得社會的領導地位。

  2.健康和文化精神生活成為人們主要需求

  進入知識社會後,物質財富相對工業社會更加豐富,基本解決了物質短缺的矛盾。作為一個重要標誌,恩格爾繫數(食品和服裝占總消費比例)一般將下降到20%以下;較舒適的現代化住宅、汽車、家電及家庭信息設備等基本擁有。因此,關註健康和較高水平精神文化生活,將成為絕大多數人們的主要需求。

  ——健康。隨著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深入發展,對原來一些危害人們健康的疑難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病、艾滋病等有了治愈的更有效方法;對疾病早期診斷能力大幅提高,醫療技術更加發達、設施更加完善。最關鍵的是人們的自我保健意識將進一步提高,保健設備和技術更加先進,保健產業將更加發達。人們更註意科學營養,更多地參加各種體育健身活動。隨著人們的健康長壽,老齡化將成為世界的共性問題,這一新社會特點將影響許多方面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導向。

  ——旅游。今後的工作時間將進一步縮短和富有彈性化。人們將有更多的時間和物質條件去旅游休閑。藉助於現代交通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旅游全球化必然成為大趨勢。旅游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將進一步增加。而且,旅游的形式和內容將更加豐富多彩,與知識社會相伴隨,旅游的文化和知識含量將提高。人們不僅把旅游當作休息的一種形式,更作為增長知識的一種手段,當作陶冶情操、精神休息的活動。這要求旅游設施要更加完善,功能多樣化,導游等旅游服務也將成為知識含量較高的行業。

  ——文化娛樂。各種文化娛樂活動更加豐富多彩。一是家庭娛樂設施的多功能和便捷的娛樂方式,現代信息網路和多媒體信息終端可使人們的娛樂有更多的選擇。二是社會的文化娛樂設施的完善和多元化。三是各種形式的媒體更加發達,及時提供人們所需的各種信息服務。除了欣賞外,親身參與各種文化娛樂活動的人越來越多。

  這必將促進整個社會文化品位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豐富知識社會的文化內涵。

  ——社交。知識社會發達的信息設施和技術,可以使遠隔萬里的人們通過網路召開遠程會議,“促膝交談”。然而,現代化的手段無論如何也代替不了面對面的情感交流。隨著工作之餘時間的增多,加之交通的快捷便利和公共設施的發達,各種頻繁的社交活動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並將加快各種社區組織、不同群體的組織和協會等機構的快速發展。

  3.更加個性化和民主化的社會

  隨著整個社會信息化、知識化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個性化將進一步突現。知識社會必然是更加個性化、多元化的社會。首先,社會的組織結構將有重大改變,從工業化社會專業化分工、流程化和社會化大生產中形成的龐大的、等級性組織結構,變成更具靈活性、多樣性、扁平式、網路化的社會組織結構。每個組織具有充分的自主靈活性,不同組織間又通過不同的機制相互聯繫,而且這種聯繫柔性十分強。組織間不是一種等級式的從屬,而是平等地位上的合作。很多組織將成為虛擬型組織,為了某一項工作進行聯繫合作。無論是企業、政府、非營利機構還是社團等民間組織都將體現這一特征。因此,社會在此情況下如何有效甚至高效的運轉,的確是需要深切關註的問題。凝結社會網路將有幾個關鍵因素,一是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規則,人們必須在規則框架下運行社會方可有序;二是利益,雖然是利益的多元化,但共同的利益往往是聯繫和合作的最好紐帶,把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有機統一,將是社會有序、高效運轉的最有效機制;三是信息,信息的交流溝通和共用成為人際關係的重要橋梁。

  還由於知識獲取和擁有的公平性和社會信息的透明性,更增加了人們社會地位的平等意識。

  人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將更加註重其自身價值的社會體現,更加追求社會認同感、成就感和榮譽感,具有更強烈的參與意識。因此,知識社會是更加民主的社會。若使公共利益與個性化、多元化的利益基本一致,各種決策更需要民主、透明,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知識水平的普遍提高和信息量的豐富,大大提高了公眾的民主素質,也提供了更加通暢的民主渠道。這種基礎上的社會治理,需要更高超的智慧和政策工具。政府的結構也將變的更加精簡和靈活,政府的職能需要大的轉變。通過向社會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協調社會的有序運轉,將是政府的主要使命。

  政府成為社會分工的一個重要部分,社會網路中的關鍵節點。作為知識社會的政府管理者、特別是高層管理人物,更是需要知識、智慧超群的創新型人才。

  然而,知識社會絕非太平世界。正義與非正義的鬥爭仍舊長期存在。知識是一個典型的雙刃劍。此情況下,社會矛盾仍將十分突出,並呈現許多新的特點。很多社會矛盾仍會演化成激烈的衝突和對抗。網路信息的廣泛高速傳播性,信息的公開透明,自然會對個人信息的秘密性帶來新的挑戰。“人肉搜索”即對個人信息的挖取曝光的倫理問題更加突顯。利用網路造謠生非、泄私憤、搞誹謗等不道德行為造成更大的社會危害性。利用網路信息製造動亂和恐怖尤其要重點防範。知識型犯罪、利用高科技手段犯罪將成為知識社會的一個大毒瘤。越是高知識水平的人犯罪,對社會的危害性就越大,對此更難防範。社會各階層的相對平等,知識文明的進步,絕對不可能消除甚至緩解不同民族、宗教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衝突一旦與高科技手段相結合,就有釀成人類悲劇的危險。

  4.終身學習型社會

  知識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新知識增長得快、更新得快。真正成為知識的擁有者就必須不斷的學習。學習必將成為人們謀生的基本需求。

  知識社會,就業崗位變化的將更快。一些傳統的行業的就業崗位逐步減少,新興的知識型崗位逐步增加,人們更加期望自己具有終身就業的能力。

  再之,社會的競爭日益加劇,無論是就業、報酬還是社會地位,競爭的優勢必然向知識占有多、創新能力強者傾斜,這必將激勵和驅使人們終身學習。

  除了謀生的需要外,另一動機是,學習成為人們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生活不可或缺的內容。

  當然,學校的教育是學習的重要渠道。在工作和社會生活中所用到的大部分知識需要繼續學習。知識社會中人們的基本能力是學習和更新知識。既要不斷更新專門知識,又要廣攬博學其他知識。在知識爆炸的時代,更重要的是掌握好學習的方法,善於科學的學習和高效掌握自己所需的知識,善於從實踐中、從書本中、從眾多的信息渠道、從與別人的交往中學習新知識。既然學習知識占有如此重要地位,作為一個科技單位、企業、政府機構及其他社會機構就必須真正成為學習型組織。善於組織學習的機構,必將成為最具創造力、活力和競爭力的組織。整個社會將成為學習型的社會。

知識社會與創新

  知識社會環境下的下一代創新推動了創新民主化,知識社會是一個以創新為社會主要驅動力的社會,也是一個大眾創新、共同創新、開放創新成為常態的社會[1]。在知識社會,知識、創新成為社會的核心。一個形象而不准確的比喻:農業社會發展,像牛拉木輪車,在漫長曲折的歷史之途緩慢地前行;工業社會發展,象蒸汽機、後來又更換為內燃機的列車,沿著歷史軌道不斷加速前進;知識社會發展,則好比是磁懸浮高速列車或太空梭,在疾馳,在騰飛。而資源、知識就好似燃料,而創新則是發動機。知識社會經濟和社會特征都清晰地告訴我們,知識社會的最鮮明的特點和最具主導性的因素是創新。創新是產生知識、創造財富的源泉,是知識社會之靈魂。

  知識社會中的職業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某些或更高程度的高等教育,及中等以後教育。管理大師彼得·F.德魯克指出:“知識的生產率將日益成為一個國家、一個行業、一家公司競爭的決定因素。”他說,提高體力勞動者的生產率再也不能自行創造財富了,今後重要的是非體力勞動者的生產率,即知識的生產率以及使知識轉化為生產力,也就是創新的能力。 在推崇知識精英培育的同時,業界也註意到信息通信技術發展和知識社會所帶來的更深刻的社會形態、創新形態變革。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將Web 2.0“全民織網”、“草根創新”的理念帶入了大眾視野。Web 2.0正是知識社會下創新2.0理念在互聯網領域的生動體現。知識社會環境下的創新強調公眾的參與,倡導利用各種技術手段,讓知識和創新共用和擴散。如果說工業社會環境下的創新1.0是以生產為導向、以技術為出發點,知識社會環境下的創新2.0則是以人為本、以服務為導向、以應用和價值實現為核心的創新[1]。在這種視角下,Web 2.0實際是創新2.0模式在互聯網領域的典型案例。創新2.0的典型案例還包括開放源代碼、自由軟體以及麻省理工學院提出的微觀裝配實驗室(Fab Lab)、歐盟Living Lab等。

創新——知識社會的靈魂[16]

  在知識社會中,創新能力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要素。因為生產力發展變革的太快,存量財富不能持久,沒有創造財富的能力,就失去擁有財富的資格。即便一時沒有多少資本,所在地沒有所需的資源,但只要擁有知識、新技術成果,特別是有創新才能,就可能獲得財富和事業的成功。

  資本、資源都將向創新能力強的地方集中,圍繞著創新人才而配置。全球化的知識流動和資源配置,沒有國界的市場一體化條件下日益激烈的競爭,和日益加速的創新相互促進,將導致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

  生產力的發展猶如人類歷史前進的火車頭,科技作為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誌,其創新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知識創造作為原始創新,是一切創新和發展的源泉。更多的新技術、新產品將由此產生。然而,創新並非僅僅限於知識的創造和技術發明,它貫穿於從一個新思路或新思想產生到實現市場價值的整個價值鏈、遍佈整個相關係統。作為企業,無論其組織形式和管理模式如何變化,它都將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接受新知識需要創新,應用新知識需要創新;改進、開發新產品要創新,改進工藝和生產方法要創新;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個性化需求要創新;提高質量、降低成本要創新;採購、銷售和服務都要創新;組織形式、管理要創新,與外界合作要創新。民用技術快速創新,軍事技術和裝備也必將加速創新。

  大學、科研機構、其他社會機構、政府等都將圍繞著企業的創新而互動,進行著有效的合作。無論是可導致重大革命性變化的創新,還是帶來微小改進的創新,都是龐大社會機器上的部件、零件,共同驅動著先進生產力的產生和發展,為社會前進提供強大的驅動力。

  生產力的創新必然要求生產關係與之相適應,知識和技術的快速創新必須要求制度創新作為重要保證。適應技術創新的企業制度是體制創新的重要內容。更重要的制度創新是建立國家創新體系。這是融經濟、科技、教育、政府管理等體製為一體,從國家層次上推動科技創新的社會系統,主要功能是保證從知識創新到知識擴散、技術創新、市場價值實現整個鏈條的連續,實現系統中各要素的互動,各種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優勢集成,促進整個社會系統的有效創新。為保證國家創新系統的有效運轉,科技體制、教育體制等都必須不斷創新,真正成為柔性、開放的管理體制。特別是政府管理體制更應適應創新的要求,為創新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社會平臺。

  制度創新決定了知識和技術創新的成效。制度創新的優勢,比任何資源都更加重要。創新人才在全球流動,基本趨勢是向創新軟硬環境優勢的地方集中。有了制度的優越性,就能聚集創新人才,就有了創新和發展的優勢,有了創造財富的一切資本。

  知識創新和制度創新都離不開文化創新。

  特別是理論與觀念創新是一切創新的先導和前提,這更要求始終把思想與時俱進、領先潮流,善於吸取和創造一切有利於先進生產力發展和先進生產關係形成的新思想、新理論,敢